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现代化是世界各国努力发展的共同方向,但各国设计、追求的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所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百年奋斗,追求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探索,经历了从工业化到五个文明的不断深化和系统化的演进过程。五个文明构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中国式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的历史演进给我们重要启示:现代化战略目标体系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具有鲜明的本国特色,其蕴含着现代化主体的终极价值追求。     

“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台湾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国民教育发展概述——以“第三代国民教育说”为例

1960年代后期,蒋介石在台湾发起声势浩大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旨在宣扬三民主义并自命为中华文化的道统传承者。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复兴,发展三民主义建设,以教育为本,极力倡导青少年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以望其成为复兴中华的斗士,为"光复"大陆冲锋陷阵。时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的萧瑜远在乌拉圭,他提出"第三代国民教育"的说法,将当时的台湾小学生视为第三代国民,主张重视第三代国民教育。本文根据这一说法,对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初期的台湾国民教育进行梳理。     

数字经济时代我国税收征管法律制度的改良路径

我国传统自然人税源管理制度和国际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因经济数字化冲击暴露出既存缺陷。通过借鉴域外国家和国际合作组织的税制改革措施和提案，我国可尝试建立自然人数字税务账户，完善自然人纳税申报制度，并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修缮配套税收征管法律。同时，根据国际税收环境的变化分别采取短期、远期方案构建数字服务税制，引入数据存在原则作为判别常设机构的新标准，并重新考量利润分配的要素权重，以防止数据价值流失，维护国家税收主权。     

语言价值、权力结构与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

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是其行政机构及成员基于组织特性、语言价值等多种考量因素进行博弈的结果。为实现国际组织的宗旨和目标，其行政机构基于国际组织的“组织性”特征尤为注重语言的实用价值，甚至以此作为主导性考量因素，英语因而在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国际性”特征要求国际组织必须兼顾语言的象征价值，这与其成员彰显本国语言的诉求相吻合。国际组织成员尤其是成员国的权力强弱对国际组织的语言选择影响深远，部分成员通过在特定国际组织中推广本国语言的使用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同时，历史因素通过保留国际组织权力结构中的正式制度对其语言选择产生延迟性影响，致使语言政策的变革滞后于成员之间的相对权力动态。     

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法制改革契机与优化路径论纲

当前土地管理法制面临“弱市场化”“权力中心化”与“城乡背离化”本体性困境，就此需依托“政府—市场”上下联动、“权利—权力”内外反馈及“城乡一体协同发展”而反思转型和纾解。比较考量土地管理法制改革之两条进路，进而把握《民法典》“主体自治”理念对“去市场化”之修补、“权利本位”理念对“权力中心化”之矫正、“法律地位平等”理念对“城乡背离化”之扭转的有效调节和工具功用契机。具体面向《民法典》与土地管理法制因应对接时，应贯彻“私权自治与权力干预相统一”“资产效益与生存保障相统一”“协同发展与差异调控相统一”及“效益增长与持续发展相统一”等基础对接原则；遵循“政策引导—试点先行—入法推广”的基本思路，抓紧土地管理法制“废、改、立、释”等有效对接方法；聚焦农村集体土地且秉持从“权力中心化”转换至“权利中心观”的核心对接场域。着力推动民法典时代土地管理制度优化对策在顶层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筹的“三块地”持续联动改革、重点的土地整治与耕地保护及其托底的土地管理法制保障机制等多维度发挥改革效能。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回顾与展望

大图们江国际合作是由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主导启动、由相关各国政府自主推动的多国区域合作开发机制。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经过30年的努力，中、俄、蒙、朝、韩、日六国在诸多领域的合作不断取得进展，逐步克服了独特的国际合作模式造成的制度选择困难、成员国多样性造成的融合困难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带来的阻碍，在交通、旅游、能源、环境、农业、金融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形成多领域制度性合作框架，为区域合作的深度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当前世界经济政治格局重组加速、第四次产业革命蓬勃兴起、世界各国为疫情所扰而经济活动“内卷”的新形势下，东北亚区域合作不断增强，大图们江国际合作开发即将进入实质性阶段。     

城市空间的改造、生产到正义侵蚀（巴黎1850—1890）

1850—1890年以奥斯曼为代表的统治者对巴黎城市空间进行功能性改造，塑造了巴黎新的景观社会并完成了空间生产化、秩序化、政治化的重构。资产阶级借助地租杠杆，利用空间政治工具性和政治功能性进行资本扩张的同时，也实现了阶层分化和新身份政治的形成。资本投机下的空间改造与生产使得巴黎无产阶级生存与发展的权益逐步被蚕食、侵害和剥夺，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空间改造逐渐产生了由认同—消解—反抗的转向，空间正义意识开始觉醒。通过对城市空间规划改造中的阶级立场分析，论证空间正义与城市发展、阶层融合、社会排斥之间的联系机理，阐明资本主义空间规划与空间生产的固有缺陷，对当代城市的空间规划、贫困问题、社会排斥、城市包容性发展、环境更新与治理等现实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启发与理路审视。     

“一带一路”相关文件政策强度与省域经济开放度关系研究——“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实证分析

文章的特色和理论意义在于,尝试量化"一带一路"沿线18个省份"一带一路"相关政策文件,以设计政策效力、政策措施与政策保障的评判要点为基础,确定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细致讨论"一带一路"文件的政策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并讨论该关系在东西部地区的差异以及政策保障强度在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关系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政策措施强度能够正向促进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在经济开放度高于10％的省份中,政策保障强度正向调节政策措施强度与经济开放度提升之间的关系,政策措施强度和政策保障强度之间存在互补关系;政策措施强度中资金融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着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沟通强度对于沿线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影响不显著;政策措施强度对省域经济开放度的提升存在地区差别,西部地区更注重"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会.建议:"一带一路"沿线省份在政策设计上,不仅要对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内容作出合理规划和布局,还应对保障机制作出可操作性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