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考古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2006年10月13、14日由重庆师范大学“三峡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三峡考古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古代巴人历史与文化、重庆地区汉代以后的历史与文化、三峡动物考古、古代三峡文学与艺术,以及三峡考古与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前景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的认识。     

释“蜀“、“叟”：三星堆柱目人铜面像的解谜(上)

本用新的“字考古”方法，考出“蜀““叟”字的“古”，并接合古籍中的“字资料”考证古蜀人蜀地的变迁史，并由此破解人们广泛关注的三星堆柱目人铜面像之谜。     

稻作起源的考古学探索

根据农业起源理论与考古学实例分析,长江下游的水稻栽培发生在野生资源非常丰富的自然环境里,其驯化机制并非饥馑和用于果腹,很可能是为了增加美食的酿酒。稻作农业在良渚阶段成为主要经济形态与复杂社会强化剩余产品生产密切相关,良渚酋邦解体后的马桥文化又退回到了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经济最终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野生资源持续减少、人口增长和社会复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呼吁,中国的农业起源研究要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粒来确定农业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模式,从人地关系的互动来了解农业起源的潜因和具体进程。     

收藏古钱币要“六看”

钱币收藏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和艺术鉴赏价值。专家介绍说,古钱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6个方面。一看钱币形制战国时期齐燕赵等国的刀币、韩魏秦等国的布币、楚国的蚁币等,年代久远,比圆形钱稀少,因而价格昂贵。南宋腰牌钱,因形状怪异,每枚价格可以达到千元以上。     

汉代中国与托勒密埃及的点滴交往

作为世界两大文明古国,中国和埃及都不是孤立和闭塞的。两国不仅和各自周边地区早有密切往来,而且至迟在公元前2—1世纪,汉代中国和希腊化的埃及(即托勒密王朝)就有了直接往来,这也见于历史资料并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所证实。两国间的海、陆两路往来为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藏文典籍收藏考略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藏文典籍收藏机构。论文从历史角度出发,对18世纪初到20世纪50年代末该所藏文典籍库的兴起、形成和发展进行梳理,纠正了以往有关俄国首批藏文文献出现时间的错误认识;对该研究所以藏文典籍收藏为基础形成的独具特色的藏学典籍收藏、整理、研究体系进行了阐述,强调其为世界藏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     

民族志类比法在考古人类学中的应用分析——以爱斯基摩民族志学与考古学为例

民族志类比法包括直接历史学方法与一般比较方法。前者是爱斯基摩考古学依赖程度较高的实用性方法,大致包括三个方面：对发现器物功能的推测与分析,进而重建经济模式;对纹饰和图像意义的探索;对史前社会组织的研究与重建。爱斯基摩考古学实践表明,直接历史学方法在复原器物功能、重建史前海猎经济模式、探索纹饰与图像意义、研究社会组织与形态等方面起到了一个不可替代的作用,证明民族考古学方法在考古人类学实践中的有效性。然而,在民族志资料与考古学资料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陷阱也是民族考古学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影像“物叙事”的一种可能——电影录音机：作为“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

录音机作为一种数据存储介质——磁带的播放工具,本身既具有媒介属性的主体性意义,也在语义符号的变迁中表现出他者意涵的生成可能。当其作为记忆留存的一种见证,既成为记忆复现的中枢,又呈现为含义丛生的伦理存在物。回望录音机与电影的缘结关系,从媒介考古学的视域探源,其成为装置维度的媒介存在物的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电影文本之中的录音机或许才是与银幕内外人们生活关联更为密切的“欲望机器”与“记忆伦理生产之物”。因此,影像“物叙事”之中的关键存证——电影录音机,自然成为康德“物自体”的一种佐证,也使得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反复强调的“欲望机器”变为一种超越艺术文本之外的客观存在。由此,在阿维夏伊·玛格利特的“记忆之伦理”的印证中,生成含混与谜意丛生的影像话语逻辑,导致主体性的意识困惑与伦理纠葛,亟待人们予以厘定与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