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三藏记集》中的翻译思想与实践

《出三藏记集》记载了我国东汉至南朝齐梁年间的佛经翻译情况,是佛经翻译史研究的重要史料。《记集》从四个方面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僧祐从语言学和文艺学的角度对翻译的看法;译经僧们多用“出”表示翻译;佛经翻译原文多为胡本;译场的基本结构已经确定。     

疯女都有高智商

就是凭在《越光宝盒》里的第一个露面，玫瑰仙子就打动了人心。 《越光宝盒》里孙俪饰演的玫瑰仙子的来历，最早可追溯到《大话西游》里的白晶晶（白骨精）和紫霞仙子以及《情癫大圣》里的岳美艳，前两者都倒追孙悟空，后者倒追唐三藏。     

从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看唐德宗时期的佛教与政治

从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入手,以般若三藏的译经活动为中心,探讨唐德宗前后期对佛教态度转变的内在动机。起初唐德宗锐意于励精图治,对佛教表露出抑制态度,后因藩镇叛乱带来的政治挫折,使他对佛教的态度出现转折,并逐步信仰、支持佛教,尤其表现在他对般若翻译《理趣经》《华严经》等佛典事业的支持上。究其内在动机,乃在于《理趣经》《华严经》所蕴涵的南天竺金刚顶密法之佛王传统,作为佛教治世的意识形态,吸引着德宗为其皇权权威的重新竖立寻求新的思想依据。     

矢志求索：康天刚与唐三藏民族文化精神之比较

现代小说《乡亲——康天刚》中的康天刚闯关东挖“老山参”与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唐三藏西天取经的人生境遇,鲜明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真实境遇,同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矢志求索的心声,即个体意志的自我满足与探索和追求人类幸福的文化精神。     

也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一部唐代白话小说

《西游记》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小说,有关它的成书过程说法颇多,《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于《西游记》研究意义重大。笔者从现存《取经诗话》文本入手,结合唐代说经、唐代白话小说及唐代有关宗教信仰等材料,认为《取经诗话》其实是一篇出自于民间艺人之手的充满民间文化色彩的唐人小说。     

“梵宇之栋梁”“法门之龙象”

《开元释教录》指出：义净三藏受帝王之命译出《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和《根本说一切有部尼陀那》之后，“帝御洛城西门，宣示群辟净（义净）所新翻并令标引。二年，丙午随驾归京。敕于大荐福寺别置翻译院处之。”在“御制”《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大唐中兴三藏圣教序》中无不明确指出：“大福先寺翻经三藏法师义净”华梵俱精，     

论佛教目录学家释僧祐及其《出三藏记集》

僧祐是我国南朝时期的律学高僧,他精通萨婆多部的《十诵律》,以研究、讲习律学著名于齐梁,受到当时朝野的崇敬。僧祐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如研讲戒律、修缮寺院、度僧人、塑佛像、建立经藏等。然而,真正奠定僧祐在中国佛教史、学术史上地位的则是其编撰的《出三藏记集》。该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保存完整的佛教目录,录中著录了大量珍贵的佛经、经序、高僧传记,时至今日仍然是僧俗各界研究、学习佛学的重要工具书。从目录学的角度而言,该录在著录内容、著录体例、分类方法上都有很明显的发展和创新,是我国目录学宝库中一部承前启后的力作。     

《西游记》研究的视点西移及其文化纵深预期

“视点西移”指近20多年来《西游记》研究的目光投向了由“西域”这个概念扭结起来的历史、地理、宗教、民俗等领域。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误读,是近百年来《西游记》研究踟蹰不前的根本原因;而纠正误读之后,《西游记》研究打开了相当多的全新领域,一个复杂丰富,舒展有序而又能够融受现有基础资料的成书演化线路也被初步勾勒出来。对于更具文化纵深的进展,我们有理由期待。     

戏曲文体对《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借鉴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在形式上的突出表征是“以诗代话”与每节标明题目次序,我国传统戏曲文体历史生成过程中很可能在以下诸方面对其有所借鉴：一折（出）的下场诗对本折（出）剧情的总结;剧终的判文或词话对全剧情节的提要;表演中人物以角色与剧作者的双重身份进行的现场评论;分出及出目形式。最后辨析了戏曲题目正名与话本末尾的诗歌形式之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