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知青命运的一封信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响应党的号召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把我们的青春热血、理想和追求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祖国的广阔天地。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祖国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时，我们这些当年热血沸腾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一下子成了城市里安家立业的困难户。最令人感到不平和辛酸的是，都已人到中年即将步人老年的我们，如今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小孩需要念书，可由于下乡插队农龄不算工龄，我们的工资级别、住房、培训、福利待遇等都将从零开始，这就使我们陷入经济困窘之中。下乡的农龄算不算工龄，这个问题解决与否，直接影响数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国知青有1700多万）及其家人的生活乃至生存问题。在这种情境下，我与几十名知青战友找到当时就职于湖南株洲湘江机器厂办公室秘书的肖芸（她文采很好，曾在湘潭地区乡下插队时曾担任过连队秘书，尤其擅长撰写反映知青生活、思想情况的报告）商议，恳请她代表大家就农龄问题给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写一封信。     

新知青何去何从——现代青年别样生活方式

阶段性地离开城市的青年越来越多,他们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成为现代城市青年中的别样生活方式。在社会选择多元化的今天,许多城市青年躲开城市化的“压迫”,来到偏远山区或基层小镇,开始自己独特的青春体验。寻找回归内心的感觉“典型的都市女郎”,在深圳一家报社工作的李湛如此评价自己。去年4月,这个都市女郎从繁华的深圳来到云南国家级贫困县宁蒗当起了小学教师。和许多当代城市青年一样,李湛觉得自己的性格有两面性,既狂热地喜欢城市丰富的物质,同时也厌恶城市工作的紧张和生活的繁复,所以,她经常去旅游以放松自己,云南是可以让她心灵得…     

知青创业队

1974年,我高中一毕业便积极响应号召,主动报名上山下乡。可能是我读高中时当班长的原因,一下村我便被组织指定当了该知青点的负责人。由此,我又成了30多名知青组成的大家庭的＂小当家＂。     

媒介记忆框架与个体记忆叙事——凤凰卫视知青主题纪录片考察

媒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机制与机构,既是记忆的载体,又是建构记忆的主体。它承担了记录、书写与重构等多重使命,帮助社会个体与群体进行回忆。从这一视角出发,采用影视文本分析的方法,结合叙事、话语、记忆等相关理论,对凤凰卫视中文台自2005年以来的"知青"主题纪录片的"记忆"过程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发现,媒体通过个体的记忆叙事来建构知青的社会记忆,并由此形成媒介记忆框架。在这一记忆框架中,"还原事件""反思事件"及"青春无悔"构成了最重要的记忆主题。在知青个体记忆叙事层面,知青通过回忆和叙事,将"上山下乡"运动及卷入其中的各种权力要素建构为一场特殊的青春场域,在这一由记忆所建构的场域中,宏观的国家权力、中观的国家权力弥散形式及微观的网状权力共同作用并形塑着知青的青春记忆。     

当年我们也曾年轻

50年前的秋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33个知识青年,先是乘坐火车到了榆次的东赵,后又由马车拉到了一个叫训峪的地方,也就是电影《老井》创作的原型地,从此开始了我们的知青生涯。训峪村缺水,每天天不亮,庄户人便排了长长的队,挨个儿绞动着辘轳,全村的几百口子庄户人和那些大大小小的生灵全靠这辘轳井里的水。训峪村的人们住在窑洞里,有石窑,有砖窑,大部分是土窑洞,出门没有几步便是沟沟梁梁。     

眼镜的荣辱

不知是遗传的因素，还是后天的保护不当，旱早便落下了近视的毛病。“文革”开始，我因家庭出身不好，虽考试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但却无缘高中。学业中断了，我上山下乡来到农村插队落户。、劳作一天后，我总在煤油灯下看从家里带来的那几本书，眼睛很快愈发近视，走在路上经常因看不清来人，不敢跟人家打招呼。     

国情专家胡鞍钢

在中国知名经济学家中,作为十八大代表的胡鞍钢无疑是其中颇具传奇的一位: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知识青年、工科博士出身的国情专家、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所编的每期国情报告都被送到国家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且一直被视为中央政府的高层智囊人物。胡鞍钢很忙,59岁的他不是要出差,就是在讲课。他说,自己是一个热衷于知识报国的人,他非常敬佩老一代科学家,他的人生定位从一开始就学习他们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     

那年去植树

踏着晚霞的余晖，我漫步在天山镇新城区宽敞的柏油路上，观望着道路两侧绿化的云杉、杨柳，灌木花草排列有序，郁郁葱葱地伸向远方，我的思绪回到了46年前，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情景。那是1968年8月，我和天山一中“老三届”53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上山下乡到阿鲁科尔沁旗道伦百姓农场一大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5年的各项劳动锻炼中，最难忘的就是植树造林。     

知青岁月歌画添乐

1968年，大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也不例外。虽然“知青”的生活很苦，但对于特别喜爱唱歌画画的我，却有了更大的空间。我和几个同学到随县（现为随州）药山公社五大队四小队插队落户。这个队是“农业学大寨”的样板。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文革”以前，中国大陆有将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参加农业生产。这批老知青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政治歧视，他们在1963—1965年的高考和中考中整体性落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成为他们“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但这些老知青的虔诚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合理的报偿。相反，直至“文革”结束，这批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年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其生活道路上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及其历史意义长期被掩盖或抹杀，以致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里一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由此成为共和国史上的一桩公案。面对和解决这桩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还这些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中国公民一个公道，还有助于廓清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给后代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