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自然身份犯"概念质疑

长期以来,我国刑法理论的学说在论及刑法中的特殊主体时,一般认为以特殊主体为犯罪成立条件或刑罚加减事由的身份犯可以其形成方式的不同而划分为自然身份犯和法定身份犯,其中自然身份犯中的自然身份主体的形成来源于诸如男女性别、亲属等自然事实。本文通过严密的论证,阐明了刑法中自然身份及自然身份犯的概念在理论上是不妥当的,应从理论中予以剔除。     

对执行定位、执行不能和执行规范的法律思考

执行工作是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职能,应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则展开,体现出救济性、中立性和被动性;执行不能是申请执行人对其经营风险的延续,是申请执行人应当自行承担的后果和责任;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要淡化职权色彩、强化法定程序、完善执行监督。     

论过失危险犯

我国学界长期以来都对过失危险犯持否定态度 ,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在刑法中增加规定由危险状态构成的过失犯罪。本文从过失危险犯的现状、立法根据、范围三方面作一探讨     

试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危害后果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是犯罪主体实施一系列环境污染行为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可见造成危害后果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成立的条件，因此对危害后果的内涵予以科学把握具有必要性和严肃性。但刑法将危害后果作为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成立条件面临着法律保护不周之弊端，应将犯罪成立的时间提前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以及生态环境面临严重直接危险状态阶段，使之与当前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     

用谦抑性原则检讨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义就是缩小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减轻刑事处罚的程度。我国刑法第 2 9条第 2款规定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对于教唆犯 ,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采必罚主义 ,这种做法有违谦抑性原则 ,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 ,该条款应修改为 :“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 ,如果此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教唆犯 ,可以比照所教唆之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在相似的文字背后——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亲属相犯”与当代“家庭暴力”法律的比较分析

随着人权保护进程的推进,家庭暴力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普遍存在于古今中外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在中国传统法律中被称为"亲属相犯".尽管从表面上看,它与当今国内外及联合国法律文件对"家庭暴力"所作的规定有不少相似,但在概念和理念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异.     

论教唆犯罪的未遂

教唆犯罪的未遂是我国刑法理论界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导致学界众说纷纭,难以得出一个完善的结论。在现阶段我国刑法还没有对教唆犯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的前提下,采用共犯二重性说来实际解决教唆未遂的问题具有相对的合理性。因此,教唆未遂应当包含以下情况:第一,被教唆人拒绝犯教唆之罪;第二,被教唆人当时接受了教唆,但随后又打消了犯罪意图;第三,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被教唆人中止(预备阶段的中止)了犯罪;第四,被教唆的人当时接受了教唆,但未犯被教唆的罪,而是实施了其他的犯罪。对教唆犯罪的未遂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发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找出争议的焦点,完善相关制度。     

UT的新带头大哥

“郭土纳拯救IBM的过程中，最重视的不是研发产品、技术和拓展新市场，而是身体力行地去改变企业文化”。这是卢鹰读完《谁说大象不能跳舞》最大的收获，也是UT斯达康给他的最大挑战     

聆听幸福之声——音乐课堂中的对话教学

正幸福是什么?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得到了就感到很幸福;长大了,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了就感觉很幸福;成熟后,幸福是一种心态,满足了就感觉很幸福。从理论上讲,幸福是人们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得到统一满足时的和谐感。教学过程是师生共同成长的过程,因此教学过程应该是师生双方体验幸福、享受幸福的过程。什么是幸福教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幸福教育就是要把教育的目的回归到人,定位在人的情感上,体现出教育对人的关照,其目的是培养人的幸福情感和幸福能力,培养能够发现幸福、创造幸     

《陆犯焉识》中边缘人物的自由悲歌

《陆犯焉识》通过陆焉识的起伏人生,展现特殊年代个体命运在政治运动巨轮下的渺小与荒诞。在陆焉识穷其一生的自由追寻中,与其"犯人"身份相关的两类群体——"敌属""劳改干部"同样遭受禁锢。冯婉喻在"封建媳妇"和"犯人家属"的双重围城之中走向疯癫,邓指在对信仰的坚守中被遗忘在西北荒漠。他们无端被边缘化,在挣扎中谱写自由悲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