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的“求真”思潮

东汉末年社会上产生了一股强大的“求真”思潮,在理想与现实、真理与谬误、虚妄与真实等多方面的矛盾与对立中寻找出路,构成了东汉思想的主要趋向。“求真”思潮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同时其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其产生的后果也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儒家思想自身的修正与道家思想的兴起。     

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浅论清初明季王朝“变节者”

在新旧王朝的交替中,投降的明朝封建士大夫被称之为"贰臣",是王朝的"变节者"。他们仕清并非为了苟且偷生,在内心的深处仍有对前朝的眷念。晚年他们参与了王朝的改革,在引导满洲进入高层次的汉族文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满洲贵族眼里,这些"变节者"仍是异类,因此在朝廷中备受排挤和打压。然而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考虑对他们的评价,在整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     

试论郭泰之不仕不隐

东汉中后期名士郭泰生命历程经历了三次转折,总趋势是由积极入世转向避世.他以其不仕不隐的独特风姿享有盛名.其行为缘于济世行义之志与乱世生存欲望的冲突.而士群对其行为持理解和赞赏态度,反映了艰难生存处境下士人的矛盾心态.后世对郭泰毁誉不一,表明不同时期士人在道义感和生命意识间取向相异,它所揭示的是儒家人格在中国士人心态史上的流变.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大晟府与教坊关系考辨

教坊是两宋时期最重要的俗乐机构,北宋中前期先后分属宣徽院、太常寺管辖.大晟府成立于北宋末年,是朝廷正式的音乐管理机构.关于大晟府成立期间教坊的归属问题,学术界一直未有定论.本文认为,北宋末年的教坊确为大晟府的属下机构之一,而这一结论之所以被质疑,其原因主要在于教坊主理的音乐为俗乐性质,与宋代王朝的宫廷内部的娱乐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大晟府所行使的对教坊的管理权就难免会为宫廷内侍机构所分享.     

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与农业经济发展 (1800-1914 年)

自19世纪初西方势力的冲击伊始,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渐趋解体。对外贸易是西方冲击的重要形式,贸易总量的增长、贸易结构的改变和贸易逆差的扩大构成恺伽伊朗对外贸易变化的主要特征。其逻辑结果便是伊朗逐渐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其农业经济商品化亦取得显著发展,突出体现为农作物产品出口的扩大、经济作物种植的增长与土地的私有化倾向。伊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渐趋解体,农业现代化进程拉开序幕。然而,恺伽伊朗的农业经济在商品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市场的依赖性;其农业生产技术亦停滞不前,主要原因则在于传统农业体制所导致的相关农业投入欠缺。在外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租佃方式的结合,仍是恺伽伊朗农业经济的重要特征。     

杜宇时期蜀地农业初探

杜宇时期的蜀国国力强盛、疆域辽阔,成为雄踞于西南地区的泱泱大国。杜宇王朝强大的国力,与这一时期蜀地繁荣的农业文明是分不开的。此时期蜀地农业的重大进步主要表现在四川盆地传统的稻作农业得到普遍推广和治水患兴水利技术取得的重大突破上。这为开明王朝以降,蜀地农业文明的持续繁荣,进而为秦举巴蜀之后,蜀地农业、水利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厚的基础。     

西藏地区黄金开发的几次浪潮

早在唐以前,藏区已有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历史。《北史》和《隋书》中都记载了当时的“附国”(今四川甘孜藏区一带)境内“山出金”,“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藏区黄金开采的首次高潮当数松赞干布迁都拉萨并建立起强大的吐蕃王朝之后。松赞干布在统一吐蕃并不断开拓疆域,扩大其势力范围的同时,积极发展吐蕃经济,与周边的邻国广泛建立联系,为吐蕃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