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文学中的那耳客索斯母题——与主题学相关的几个问题

路易丝·文奇的著作全面地阐述了从奥维德时代到19世纪初那耳客索斯形象的多重意义,重点分析了神话故事的原型意义及相关联的三个母题:影像母题、错觉(或幻觉)母题和认知母题。认为自12世纪该主题即被确立,此后几个世纪里影像和错觉(或幻觉)母题得到强化。那耳客索斯形象是骄傲的傻瓜,他被虚假的快乐和表象所欺骗,而认知母题几乎被忽略。14世纪的新阐释,那耳客索斯则成为善于遗忘的男人; 15世纪则成为关注美的物质形态的男人; 17世纪强调这一形象的情色和感性元素; 18世纪讨论了两种自恋的区别,一种指向自我认知和对人性的认识,另一种是导致贫乏无知。该著还提出了关于"历史"主题的概念,以及关于题材史作为文学研究方法价值的问题。但该著并未揭示"那耳客索斯"母题的本质。     

非遗口述史系列之十六 平武剪纸的写意与传情

剪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达的世界认知、生活理念与审美形态蕴涵了丰富的历史与文化信息。平武剪纸因其题材与技艺的特色而独具艺术魅力。2009年，这朵开在深山的艺术之花被列入第二批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训诂探索与应用》简介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周志锋教授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出版。该书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最终成果。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汉王朝维护北部边疆的军事安全的考量,然而其繁盛却要归因于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兴盛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提升了汉王朝的国力: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强化了汉朝人的国家认同感与"强汉"意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大幅度提高了汉王朝的国际地位,汉王朝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丞相的虚实之分与太平天国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丞相官职有多种类型，大体可分为虚衔和实职两大类，各类丞相在前后期的演变情形，符合中国历代丞相制度的基本规律。以太平天国丞相官职演变为中心的考察表明：到后期太平天国的官职已丧失了其基本功能，也偏离了其设官建制的原初动机，说明了太平天国无论是作为一个政权，还是作为一场运动的失败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论池田大作“精神丝绸之路”思想的智慧

池田大作提出把人的心与心联结起来的“精神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道路，从他坚信“内修”的东方文化价值、身体力行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重视民众力量和价值三个方面，可以领略池田大作旨在通过沟通东西方文化、推进建立和平世界的思想智慧。     

北部湾近海航线的形成与变迁——兼论北部湾区域航运中心的转移

北部湾近海航线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越两国乃至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整体而言,以宋代为分界点,宋之前的北部湾近海航线形成于秦汉,经历魏晋南朝、隋唐时期逐步发展,在宋代达到极盛,表现为航线用途多元化和航行活动的增加,区域航运中心在合浦(唐廉州);宋以后,由于远洋航行的实现、越南的独立以及明清海禁政策等原因,北部湾近海航线盛极而衰,可见诸史籍的大规模航行活动寥寥无几,航运中心也由廉州转移到钦州。     

我国外国法查明的实践困境与破解路径——基于43个海事案例的实证分析

外国法查明一直是困扰我国涉外民商事审判的一个难题,海事诉讼中尤甚.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背景下,聚焦我国近5年涉外国法查明的43个海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可知目前我国海事诉讼中外国法查明面临查明效果不佳、查明主体不明、查明途径单一、查明判例法困难等困境,其中的原因既有司法的消极、立法的不足,亦有国际合作机制的不力.为破解困境,需进行以下调整和改革:应秉持开放包容的司法理念平等对待和积极查明外国法;修改完善外国法查明的法律规定;借由民间合作机制拓展外国法查明国际合作机制.     

文化视角下中国-东盟的交流与发展

文化的共生和包容是中国与东盟交往的基本属性,为双方消解了分歧与误解,文化认同是其共有价值体系的基础。夯实新海丝路的建设其重点在于文化先行,中国和东盟各国必须在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下形成以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互为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意识和历史使命感。构建和平、友谊、和谐的中国-东盟关系,最终达成与新海丝路沿线各国的利益交融,共同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东盟区域长治久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