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空间体验——兼与李欧梵先生商榷

李欧梵先生挖掘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颓废面向意义重大,但他认为此种现代性的被压抑源于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进而提出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时间观念的论断,这是值得商榷的。启蒙思想对中国时间观念的影响,并非如李先生所言如此巨大。从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利玛窦的地图开始部分瓦解中国天朝中心观念,到中国文学世界由于发现另一空间,由之更重视自身的空间体验,都可看出对现代性的空间的重视。     

论现代文学诞生期"文学革命"的两歧性

作为一个特殊称谓,"文学革命"的出现,标志着现代中国文学的诞生.与此同时,"文学革命"作为一个独特的阶段,从酝酿到发生、发展又一直是一个历史过程,并具体在涉及"文学"和"革命"的前提下,充满两歧的特征.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具体解析4方面内容,探讨围绕"文学革命"的两歧性.在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下,本文期待以立体地方式揭示文学革命内在元素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而在揭示两歧性的过程中,找寻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严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观——兼论严氏晚年的政治思想

晚年严复依据英文报刊持续关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他观察到一些相互冲突和矛盾的现象：德国的强盛与霸权,英国的民主与集权,国民程度与国体＂,能者＂与＂伟人＂等等。这种两歧性的观察使他更深一步认识中国的改革必然面对许多复杂、矛盾的难题。晚年严复颇受非议的政治思想尤其是国体论,至少部分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启示而形成的。     

两歧的诗意与生命的高蹈——读孟泽《两歧的诗学》

两歧作为对矛盾性、对立性、多样性的指认是<两歧的诗学>立论的起点和依据.依作者的论述,两歧是社会、生命个体和诗学固有的现象.两歧的更深刻处是它的悖论性:肯定诗学和人生除了矛盾、两歧之外,也具有一致性、非矛盾性.两歧作为理论视角的真正意义是揭示历史和人生的诗意,它最终表明:诗意的真正根源是生命的丰盈与高蹈.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从《狂人日记》看鲁迅希望与绝望的两歧意识

作为启蒙主义者,鲁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要立"真人",传统这个"染缸"必须彻底清洗。但是,现实中传统的强大和毁灭的力度又使他清醒地认识到:小的变革的于事无补,大的变革的困难重重。于是他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与虚无。另一方面,他又根植于传统,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情怀,使得他又"以血荐轩辕"的精神,在充满了黑暗的"无路之路"上寻求解决的探索之路。"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也是鲁迅此时最真实的思想写照。于是有了《狂人日记》的"序"中"狂人"治愈后的"候补"——绝望;有了日记文本中极力展示"狂人"在病中的深刻,并让她发出微弱地呼喊:"救救孩子"——向绝望中索要明天的希望。文本的分裂性,希望与绝望相互嘲弄所形成的结构反讽,正是鲁迅内心紧张的反映。我们认为,能在绝望中进行惨烈的抗争,才是鲁迅的伟大之处。     

胡风与“五四”

本文具体论述了"五四"思想中的两歧性:理性与情感性、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矛盾又统一的关系,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都有所体现,并从社会、文化、心理、思想传承的角度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1920年代“文化泰戈尔”在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

1924年,"文化使者"泰戈尔访华并进行一系列演讲,在中国人文思想界掀起了不小波澜,因而出现"欢迎"与"不欢迎"两种迥异的文化现象。欢迎者之"欢迎",是因为泰氏对于西方"物质文化"的批判、对中西文化"调和"的见解等,迎合了中国人文主义者的"阅读期待";不欢迎者的"不欢迎",则出于多种原因,有反对其抽象之爱的,有反对其发售"玄学"的,更有不认同其对西方文化的非科学定位和对东方文化盲目乐观的。"文化泰戈尔"在1920年代中国接受中的"两歧"现象,反映了当时思想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两种叙述模式的碰撞。这种碰撞有利于将中西文化关系的讨论引向深入。     

中国社区心理咨询与治疗的两歧视野

中国的社区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在指导原则方面，有发展性与矫治性的对立；在服务对象方面，有弱势群体和非弱势群体的平衡；在整体框架方面，有“家庭中心”与“社区中心”的冲突。坚持发展性、平衡性和系统性等原则，才能有效解决以上矛盾，使两歧走向融合。     

发展与风险:现代性的两歧——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述析

风险社会理论深刻地揭露了现代性的＂两歧＂：现代性的后果引起了性质完全相反的两种倾向——发展与风险。换言之,现代性在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反对自身、对抗自身、消解自身的社会风险因素,并且这两种倾向都来自于同一原因。由于原因相同,在现代性的两歧之中,两种对立倾向是共生的、不可根除的,现代性的扩张同样引起社会风险性的扩张。因此,现代性存在的理由同时也是现代社会风险产生的原因,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处境。两歧性揭示了现代性的肯定性和否定性两个矛盾方面,这就不是对现代性进行简单肯定或否定的二元对立取向,从而为我们辩证地审视现代性的后果及其与社会风险根源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批判地借鉴吸收西方风险社会理论,有助于确立合理解决社会风险问题的科学风险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