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前中期西北四镇边粮来源浅探

明初为了巩固西北边防,在西北设置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四镇,并广置边堡,重兵防守,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消费区,给政府造成了边粮供给的困难。为解决边粮供应难题,明初边粮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屯田粮,二是民运粮,三是开中,四是京拨年例银购买,其各自在边粮供应中的比重与作用随着时代不同而不同。边粮是明代整个北边防御体系的物资基础,是军队能否长期驻守,在军事冲突中制胜,并维持西北安稳局势的重要因素和保障。     

国际化学院的课程体验调查分析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通过中外合作的办学模式以实现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其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对课程体系进行的改革,而人才培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所授课程的质量。运用一种在国际上普遍采用的课程质量调查方法———大学生课程体验调查,结合国际化学院的特殊背景修订问卷,对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与普通学院的学生进行课程体验的调查。调查发现,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学生对课程的满意程度高于普通学院学生,特别在良好教学与资源获取方面明显好于普通学院学生,但在课程收获和学业负担方面仍需改进。     

明朝对河西走廊的财政政策

明代甘肃镇地处河西走廊 ,在明代国防安全体系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为了确保河西走廊的稳定与发展 ,明朝对其采取一系列财政政策。明廷通过直接拨款、减免税粮、开中法等手段 ,不断地向河西走廊划拨所需费用或运送所需物资。同时 ,河西走廊所在的陕西布政司亦采取相应的政策 ,从钱、物等方面对河西走廊予以长期的支持。通过中央和地方双重财政的扶持 ,使河西走廊始终起着稳定明代西北边疆的积极作用。     

中法《北京条约》第六款“悬案”再研究

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外国教会在内地置产的条约依据,但中法文本差异使"合法权利"失去法律效力。总理衙门最迟在1864年发现造伪,但默许了各国传教士到内地置产。法国在事后通过"柏尔德密协议"将非法获得的权利合法化。英美两国在承认传教士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分别采取了努力限制和积极保护的不同态度。     

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

正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在法国驻华大使白林(Sylvie Berman)女士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的推动下,复旦大学建立了法国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是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具有悠久的法国研究传统,与法国众多著名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之间建立了长期的教学、科研合作关系,其中包括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大学、巴黎政治学院、里昂高等师范学院、斯特拉斯堡大学以及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和     

陈季同与谅山事变责任交涉期间的一个细节

《中法简明条款》签署后，李鸿章托福禄诺把该条约的复制本带回转交清驻法使馆。福禄诺抵达巴黎之前，“谅山事变”发生。在责任交涉中，茹费理内阁利用条约中文本的误译进行“谙法玩法”。茹费理担心清驻法使馆看出“为准的”条约法文本的“预备”性质，揭穿其“谙法玩法”，便扣留了福禄诺带回的、本应立即交还清驻法使馆的《中法简明条款》文本复制本。陈季同在福禄诺回巴黎后的第一时间段可能看到了条约文本，并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但是，出自对李鸿章的忠诚和切身利益的考虑，陈季同没有挺身而出揭发条约中文本的误译并进而揭穿茹费理内阁“谙法玩法”的阴谋。     

中法中小学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结构比较研究

当前,中法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都在经历重大变革.强调学科专门知识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凸显 教师教育的专业性、做到授受知识与能力培养相统一等,体现了两国教师教育“学科本位”与“能力本位”相结 合的共同价值取向.选取法国巴黎高等教师教育学院(ESPEdeParis)、克雷泰伊高等教师教育学院(ESPE deCréteil)和我国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及渤海大学的教师教育课程设计,特别是课程结构 进行比较,对它们的教师教育课程特点进行分析,以期展现两国中小学教师职前教育课程结构现况,促进两国 教师教育改革经验的交流,并为我国教师教育改革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近代国际法与中法马江战役

晚清中法马江战役期间,法国和中国对近代国际法持有大相径庭的态度。深谙公法的法国屡屡干犯国际法,公然蔑视公法的道义与权威。与此同时,清朝却诚实而谨慎地应用国际法处理国际关系,努力恪守国际法外交、战时条例。近代国际法在马江战役期间中法双方的不同应用和对待,彰显了国际法背后的强权殖民行为和它对弱国极其有限的维权作用。     

20世纪中法战争史研究回顾与前瞻

在刚刚过去的 2 0世纪 ,中法战争史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比之于近代中国其他重大事件的研究 ,差距还相当大。目前这个领域内学术争鸣比较激烈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打开新局面 ,再创辉煌 ,有待伟大的 2 1世纪。     

近代基督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条约根据质疑

一般认为,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是根据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但该条约中文本第六款最后一句是传教士私自加上的,是非法无效的。1865年中法专门就此签订了"柏尔德密协议",但在传教士买地前是否应先报地方官查明准允这一关键问题上发生争议。在1881年和1887年两次济南教案中,美国官方明确表示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并无法律依据。直到1903年美国传教士才获得在中国内地置产建堂的条约根据。总之,传教士在内地置产建堂主要是通过对条约的曲解和清政府的"容忍"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