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对立与中国外交——三论中苏关系恶化对中国的影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中国外交,也如中国的政治、经济一样,深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斯大林的逝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使中国外交得以摆脱苏联的束缚,完全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中苏关系恶化以后,两国在外交上分道扬镳,却导致中国外交日趋激进,并于60年代后期发展到极端;而60年代中苏之间对立和对抗的升级又使中国领导人深感形势严峻,不得不调整外交战略和政策,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联美反苏,终于使中国外交峰回路转,迎来了外交上的春天.     

台湾地区将科技融入居家照护之中以强化老年医疗保障

据美国《多维时报》2004年11月25日报道：台湾工研院整合生物医学工程技术、信息、宽频与无线通讯科技、医疗照护科技与医疗资源等单位，近日正式激活了“远距居家照护服务策略联盟”，这项结盟将台湾优势的信息和通讯资源运用在逐渐老年化的社会，为未来的社会增添更有品质的医疗保障。     

李攀龙的结盟意识与文学权力复归郎署

李攀龙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其主要表现为一种自觉的主盟意识.在此意识支配下,他积极主动地聚集志同道合者,结盟立派,确立了其盟主地位.这主要是通过倡导、施行较前七子更狭隘、偏激的文学主张,以及推行更为严苛的行为规范来实现的.在加盟者的配合下,李攀龙此举引发了广泛的文学轰动效应,明代主流文风为之一变,前七子流失的文学权力,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大论战的原因分析

意识形态的分歧是中苏论战的深层根源,国家利益的冲突是引发论战最重要的内在原因。另外,中苏之间民族传统的差异及其影响下的个人因素无疑也起到了重大作用,再加上其它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引发了激烈的中苏大论战。     

一九五八年中苏军事合作中的分歧、矛盾及其实质

1958年中苏军事合作的失败是20世纪50年代影响中苏关系的标志性事件.但若笼统地把这一军事合作的失败归因于国家主权问题,则显武断.本文认舷为,造成中苏军事合作失败及其中苏关系恶化的根本因素有二:第一,随着中国革命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恢复,中共领导人日益要求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第二,由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地位,以及中苏两党处于历史进程的不同发展阶段,从而导致了两国对国际政治现实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以及中国革命哲学核心地位的确立和苏联"三和"路线的推行.表现在实践中则是自1957年以来中苏两国在内外政策上的分道扬镳.可以说.这些内在因素又通过赫鲁晓夫在执行对华政策时的不谨慎和毛泽东对主权问题的高度敏感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表现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苏军事合作关系背景分析

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紧密军事合作关系的形成与这一时期双方在政治、外交等领域的良好交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边倒”政策、共同安全利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得两国在“蜜月期”加强军事联系成为历史的必然。     

战后初期日本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及其原因分析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开始反思战前的国家战略,并结合国际格局的转变及国内实际,确立了以经济主义为核心、以日美结盟为保障、以面向海洋为依托的战略目标,通过实施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从发展策略的角度,实现了由＂军事立国＂向＂贸易立国＂的转变;从外交策略的角度,实现了由抗衡欧美向日美结盟方向的转变;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实现了由亚洲大陆向海洋方向的转变。这三大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为日本实现经济腾飞和确立经济大国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既柔又刚——毛泽东“教育”齐奥塞斯库

1964年3月,罗马尼亚领导人乔治乌·德治打着调停中苏公开论战的旗帜,派毛雷尔总理率代表团到中国来寻求支持和友谊。当时是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齐奥塞斯库,作为代表团的成员,头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毛泽东对其作了既柔又刚的"教育"。3月10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迎接客人。一一握手后,宾主交错落座。齐奥塞斯库似乎理所当然地坐在了毛泽     

组织采用特定人力资源方法的原因——一种对理性的探索

本文探索了组织采纳或拒绝某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法的原因。按照经济性原则,组织采用某种最经济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与其相似,结盟理论认为企业将会采用与其战略目标一致的方法。相反,决策模型则采用了管理层判断力的理性约束模型,而混沌模型则将特定人力资源管理方法的采用归功于鼓励模仿的制度压力。我们通过回顾这个领域的相关文献,讨论人力资源研究与实践的含义。     

我所见过的乔治·布什

话应该从"挖防空洞"说起。1969年3月,中苏边境珍宝岛发生了三次武装冲突。原苏联领导人扬言要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要瘫痪中国130个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