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思想演变探析

探讨分析了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的历史进程中,张学良思想演变的轨迹。论述了从东北易帜到中原大战期间,张学良爱国统一思想超越了封建割据思想,较好地处理了爱国主义与地方主义的关系;深入分析了从九一八事变到热河失守期间,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与地方主义思想的碰撞和抵触;进一步探析了从旅欧归来到西安事变期间,张学良思想的重大转变,从"拥蒋剿共抗日"到"逼蒋联共抗日",其爱国主义思想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九一八事变与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被迫确立了国联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决策,并对其保持相当程度的信任。但国民政府并未单纯依靠国联,而是根据事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即在不失国联同情的前提下,同时展开直接交涉与武力抵抗;塘沽协定后,又将国联外交转换为大国外交和推进国联的对华经济技术援助。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转换过程中。     

“九一八”伤痕与勋章——回顾东北人民的抗战之路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随即诬陷为中国军队所为，悍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19本侵略军突然袭击和国民党政府不抵抗的命令下，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大员四处逃散。日本侵略军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后，又相继占领了长春、...     

九一八事变后知识分子民主言说的特色——以1930年代《再生》为中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鉴于对国民党当局的失望．对民族前途与国家命运的担忧，知识分子不再延续白色恐怖下的缄默．而是采取各种方式对国家的出路发表意见，希冀能影响当局。报刊议政是当时知识界的一个主要动向。其中，《独立评论》《大公报》等是非党派知识分子论说的园地，《再生》《时代公论》则代表了党派知识分子的心声；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黑龙江地区资源的掠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以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对黑龙江地区的土地、矿产、森林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造成了严重破坏,给广大中国农民和劳工带来了深重灾难。     

大屠杀支撑日本侵略的手段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的14年中，在中国进行了人类史上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国军民伤亡人数达3500万。据不完全统计，大屠杀人数在1000人以上的约有100起以上，人数在3000人以上的，除人们熟知的南京大屠杀外还有8起，即：辽宁平顶山惨案、山西朔县屠城、宁武大屠杀、血洗河南浚...     

论湖南抗战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一、九一八后,湖南抗战文化运动对全国抗战文化起了催生和助推作用,对省政和南京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起了重要的先导和催化作用1931年9月23日,素具“心忧天下”、“敢为人先”湖湘文化精神的湖南人民获悉日军侵占沈阳的消息后,即有200多个学生、教师、工人宣传队走上街头,宣讲九一八事变真相。湖南《大公报》、《通俗日报》、《工人报》、《全民日报》等大小报纸连续报导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和全国各地游行示威情况,发表各群众团体宣言通电。9月25日,长沙教师、学生、工商各界群众近20万人举行湖南人民反对日本武装侵辽示威大会,声讨日本侵华…     

论九一八事变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在日本侵华史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研究中不应回避“第二次币原外交”,正是它为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打开了绿灯。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是长期一贯的,事变爆发后也无实质性的变化;推原祸始,“不抵抗主义”的倡导者是蒋介石,而不是张学良。南京政府当时的对日政策是一个整体,即“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不屈服”,它的外交努力具有两重性。     

蒋介石与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

面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地方军事冲突,下野再起的蒋介石固守低调调解,羁縻默认,不用武力解决的政策,集中精力巩固基本区域、发展基本势力,建立有力之中央.这既是蒋介石处理地方军事冲突的基本逻辑,也是对整个地方实力派问题的基本判断.此种逻辑与判断,一方面,在千头万绪、错综复杂的情境下,实不失为解决问题的路径之一,且取得相当成功;另一方面,仍是武力解决问题逻辑之延续,以至未能彻底消除地方实力派的地方主义和派系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