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朱子不如信饶氏”——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元代新安理学家陈栎、倪士毅四书学深受被认为“多不同于朱子”的饶鲁影响,以至于被史伯璿判为“信朱子不如信饶氏”。他们认为饶鲁之说“多有好处”,大量直接引用饶说,包括引其新奇之说,与朱子相对之说,或为使饶说与朱子说相协调而对饶说“改易字面”,或强调与朱子不同之饶说属于“宜知者”。史伯璿认为他们于饶说“口虽非之,心未尝不是之”,或暗主饶说之意以批评朱注,或删润饶说以为己见而求合于朱注。当然,对饶说过于新奇或针对朱子的激烈之见,他们亦删除之。比较来看,胡炳文、陈栎、倪士毅对饶说态度虽大体一致,然亦有小异。元代前期新安理学深受饶鲁影响这一客观而隐秘事实之存在,有助于反思视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学门户株守者这一流行看法,更新对宋元朱子学演变脉络的认识。     

清代碑学转向的革命意识

较之帖学,清代碑学是以革命者的姿态出现的,其革命性突出体现书体选择的集体转向、集体溯源和师法碑版的取法变革,即隶书复兴、追宗篆书、取法碑版三个方面.其碑学创制既重复古、尚质朴、刚健雄强,又重碑版、尚朴拙、金石重光,更重俗化、尚意趣、自由意识；以金石气息、高古朴拙的形式美,标举着他们尚“质”求“朴”的书学追求和革命精神,消解着清廷主导的雅正端庄、中庸合度的政治教化功能,寄寓着书家主体的艺术格调和平民情怀,彰显着清代书学刚健雄强的艺术趣味嬗变和变革图强的群体审美转向,代表着书学革命的正确方向.     

论傅山的书学思想

傅山的书学思想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政治伦理层面的,一是艺术技法层面的。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一是提出了＂作字先作人＂的观点;二是提出了＂四宁四毋＂的观点。就艺术技法层面而言：一是推崇天然浑成的艺术审美境界;二是倡导取法篆、隶的崇古价值取向;三是重视书法实践中的法古。     

李东阳佚作12则考释

周寅宾、钱振民二先生整理的《李东阳集》为目前收录李东阳作品最全的集子,然犹有未尽。通过使用少为文学研究界所关注的碑刻、书画等文献资料,辑得李东阳佚作12篇。其中《跋<夏忠靖公集>》对了解《夏忠靖集》早期面貌提供了可贵的材料。其余佚作对研究李东阳交游、书学观及其诗文系年也颇有帮助。     

赵壹《非草书》书学思想研究

在书法艺术开始走向审美自觉的时代,在书法批评史的开端,在两千年浩如烟海的书论中,有一篇文章,它第一次以一种专论式的批评方式理论阐述草书的"不足学""不配学""学无用"。但历代众多的书法论文选本都把这篇文章摆在前列,如《法书要录》《书苑菁华》等俱载此文。直至今天,这篇文章所揭示的书学思想及时代意义依然值得我们反思、深思——这便是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是反对当时张芝、罗晖、赵袭等人对草书如痴如醉的追求。赵壹认为这些草书家没有去研究圣人之道和治国之道,而来研究一个 "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的 "小技"——草书,这一举动有悖圣人的教训。"《非草书》在书法史中显得如此光彩照目,桀骜不驯,特立独行,却又让人感觉有些孤苦零丁,或许正是这个不一样的赵壹可以让我们从另一角度更加深入的了解草书。我们学习传统技艺的乐趣,除了技艺本身之外,还可以借这些技艺和文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古人所思所想,有如穿越时空、与古人相晤。     

简析蔡襄的书学思想

蔡襄是一位集诗、书、文于一身的典型的中国古代儒臣。他为人正直、忠诚,把儒家思想作为其言行举止的准则。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充分体现了其提出的“唯取神气为佳”的“神气说”和他忠诚、仁义的处世态度。他的为人和书学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他成为书法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关纽人物。     

视角融合:秘书学理论构建新思路

当前秘书学研究中多采用居高临下的领导视角来审视问题。秘书是为领导服务的，从领导角度来研究秘书和秘书工作是有必要的，可有效地促进秘书学理论的发展和秘书工作水平的提高。但是如何从领导的高度、又如何运用领导的视角来观照秘书学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古文书学视野下太行山文书的定位、特点和价值

太行山文书入藏邯郸学院以后,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整理、宣传、研究以及一系列学术活动,已经揭开神秘面纱走入学术殿堂和公众视野。它是四大考古新材料之后、内阁大库档案之外,中国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又一大宗新文献材料,是近代以来中国新文献领域中明清民国时期地方档案和民间文献文书群的家族新丁。太行山文书的时代特点是跨越古代、近代与现当代三大历史时期;地域特点是来源横兼晋冀鲁豫多省,并有少量非太行山地区的文献;文体特点是古代部分与其他大宗档案文献大体类同,近现代部分基本涵盖了白话文时代的各种形式;内容特点主要表现在个体文献、教育文献、村落文献、社队文献和机关文献多个方面。太行山文书的价值,一是提供了一些其他档案文献所不见或少见的珍稀文书种类;二是提供了大批反映基层社会历史面貌和社会变迁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三是提供了地方学院开展跨区收藏、整理、研究地方文献,建设地方学术中心的物质基础和难得机缘。     

论周代令书的性质

周代令书的制作权最初是由最高统治者天子、诸侯国由诸侯所掌握.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决定周代令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其权威性在令书的制作、授受、执行中都充分地体现出来.周代令书的制作权归统治者所有,就意味着统治者是令书的法定作者,而且,令书一经法定的作者制定和发布,就赋予了令书很强的法制强制力.周代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随着春秋战国统治阶层获取权力欲望的增强和实际地位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和弱化.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秦始皇一人有向天下臣民发布命令的权力,其他任何人则无权使用,此时,令书的制作权才又达到了高度集中,结束了因春秋战国时期各统治阶层混用令书致使令书的权威性和法制强制力而受到削弱的局面.     

从文论与书论互动视角看《文心雕龙·练字》篇

《文心雕龙·练字》篇既是对文章作法理论的论述,又涉及了文章书写具体技巧,在文学艺术史上极为可贵。《练字》篇中述及文字的产生、发展、六书之结构、书体之演变、汉律之法规等一系列问题,保存了我国早期关于文字理论的研究成果,为我们今天探讨、研究古代文字以及书体的发展演变过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源。而文化作为书法的根基和土壤,其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从古代文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并指导书法实践是可行之路。《文心雕龙·练字》篇及其他相关篇章所涉及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范畴对当代书法的价值和意义亦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