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主编《五经正义》的个人准备

唐代经师孔颖达主编的《五经正义》在中国经学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年少时期的求学举第为编修《五经正义》奠定了良好的学术基础。他任职受封成为主编《五经正义》的身份准备。他从事的讲经、论难、编书活动为《五经正义》的编修作好了充足的过程准备。     

儒家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命题及其思维方式——以《五经正义》为典型个案

刚柔并济、礼乐相须、仁义相成、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劳逸相参等命题,共同构成了《五经正义》礼仁之治施政方略的主要内容,相关政治范畴也构成阴阳互补、刚柔并济的关系。这就在维护尊卑贵贱的前提下,以张扬"仁义"的形式,囊括了包括刚克、猛政、严刑、役使在内的各种统治手段,并为政策选择上的灵活性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评说儒家的"仁政"、"合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否则就难免导出皮毛之论。     

汉代五经地位的提升与学官变化

秦代灭学之后,儒家经典一直以私学的方式在民间传播。汉初虽然设立了博士官,儒学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汉武帝建立五经博士制度之后,经学逐渐成为治世工具被汉代君主们一代代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学的演进,催生了经学内部众多的派系,经省们积极要求政治权利和学术利益,最终导致五经博士数量和质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汉书》“旁贯五经”与汉代史学精神的转变

班固"旁贯五经"而著史,其浓重的宗经思想贯穿于《汉书》的宗旨、体例以及取材等各个方面:班固据五经经义而确立著史宗旨与各篇立意,按《春秋》"以传释经"之义例来规范纪传体体例,准经义而命名篇目并为之作序,以五经为准则去取史料、删改《史记》,仿"《春秋》书法"以记事,引经文与各家经说以入史,用五经经义而论赞人物。凡此诸义例不仅在著史宗旨、批判精神以及历史叙事等方面改变了汉代史学的精神,而且还促使班固史学之求善与求真既吻合又分离,与司马迁强调史学之求善与求真的吻合有所不同,汉代史学精神由此而转变。     

语文教学应以阅读为主

应该说，现在的语文教师比之古代的教书先生水平高多了。古代的先生只会摇头晃脑地解说《四书》、《五经》，所使用的工具也不过是笔墨纸砚而已；现在的语文教师所教授的语文知识涉及古今中外，所使用的工具形形色色，包括先进的实物投影仪、多媒体。可是，古代摇头而歌的先生，让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理解和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现在的语文教师使尽浑身解数，却使学生昏昏欲睡。学生对文学经典的无知，对“Q版语文”的追捧，对网络文学的痴迷，     

《五经正义》中的“嫌”

"嫌"在《五经正义》中既有"嫌疑"之义,又有"为了避免误会"之义,两义相互对立,可视为反训词。复句结构不同理解影响下的词义引申是"嫌"成为反训词的原因。     

论韩柳五经评点异同

韩愈和柳宗元立足于尊儒和复儒立场,从散文的体制、语言对五经分析,将五经的文章当作文学看待,打破了推尊经史,卑视文学的旧传统观念,因家庭、性格、思想、兴趣的差异,他们的评点也显示出差异。     

明代书目中的五经新排序成因初探

明代书目对五经的排列,普遍呈现《易》《书》《诗》《春秋》《礼》的新顺序。这与《汉书·艺文志》以来历代书目中《易》《书》《诗》《礼》《春秋》的排序有所不同。这一现象的产生既是宋明以来书目分类体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也有疑经思潮、《礼》学衰微等因素的影响。它反映了《礼》学在宋明清三代学术演进中的沉浮,同时反映了汉学经学体系从解构到重建的过程。     

论《五经异义》中的“周礼”问题

在《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中,许慎对周礼的论述并不一致,不仅《异义》和《说文》的周礼观相冲突,而且《异义》、《说文》本身对周礼的叙述也前后矛盾。这种情形说明许慎对某些周代礼制的认识已不明晰。许慎如此,郑玄、何休也是如此。由此推测,汉代经学家对周代礼制的不确定认识是今、古学之分的原因之一。这对于重新认识汉代经学史,无疑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学与术：两汉经学演进历程的一个视角

两汉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有齐学、鲁学之争 ,今古文之争 ,还有谶纬之学与经学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文章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认为学术虽有自己的内在理路 ,但总的来说 ,是学随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