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研究与近代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井田制研究及其意义

长期以来,土地制度是中国社会的基础。而作为其源头的"井田制"不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事实,同时还作为"理想"与"现实"贯穿于历史的始终,成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典问题。进入近代之后,在救亡压力与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传统上对于井田制之"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统一的理解也分裂了,呈现为"理想—现实"(今文经学)与"历史—现实"(古文经学)的两个极端。而在进入民国之后,在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之下,众多学者们开始在新的意义上探索井田制之三维度的新关联,同时也是试图通过重新理解传统,来探索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方向。20世纪20年代有胡适和柳诒徵对于"历史"维度与"理想"维度的分别探索,30-40年代则有郭沫若、高耘晖等开始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重新统一"历史"、"理想"、"现实"三维度的尝试。在这些尝试中,"历史"与"理想"维度间的张力继续成为问题焦点。这些重要研究深化了井田制新研究的各个侧面,为我们今后进一步探究井田制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中国社会的现状与未来奠定了基础。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建立一种"平等的眼光"——论"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20世纪20-40年代,胡适等人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在民国学术界风行一时。它所倡导的“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门户之见,建立起了一种“平等的眼光”,从而使国学研究的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     

陈寿祺与清嘉道年间闽省学风的演变

陈寿祺是清朝嘉道年间的名儒,博学多才,学术造诣高深,于经学、小学、古文辞学等无不深究,著述丰富。他坚持兼收并蓄、关注现实的治学原则,不仅兼采汉宋、会通今古文经,广泛吸收各家学术所长,而且究心“经世致用”之学,形成以“兼通”和“致用”为特征的学术风格。他在主持鳌峰书院期间,以有用之学造士,造就出林则徐、张际亮、林昌彝等一批杰出人才,使福建学术从过去的程朱理学一枝独秀,转变为嘉道年间诸学并举的局面,使古今文经学、经世之学在闽省开展起来。对于处在社会变革前夜的福建学坛来说,陈寿祺的这些努力为该省学术向近代方向转变做了必要的精神准备。     

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论两汉“今古文之争”的解释学意义

两汉经学具有丰富的解释学意义。今古文经学的争论始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期,以及由此造成的文字、文本的歧出。个人利益在争论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经典解释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争论的焦点在于政治哲学的依据。经典解释需要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解释会导致解释本身的落空。从根本上说,经典解释是文化转型的温床。     

20世纪上半期儒家经典研究述略--以六经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为中心

围绕着六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20世纪上半期的儒家经典研究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表现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余波;第二个阶段是20至40年代,表现为实证主义、疑古思潮和唯物史观兴起并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期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考索,使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理和解决。     

叶德辉经学立场浅析

晚清维新运动时期,在经学内部炽烈的汉宋之争、今古文之争中,湖南学者叶德辉的立场可谓典型。他不赞成强分学术门户的做法,也不赞成汉宋兼采之说,自称尚汉学而独崇朱子;其为学重实证而排空虚,斥今文而尊古文,而且对先儒学说也不苟同。他是一位思想独立的经学家,所持立场和主张对后人多有启发。     

经学抑或史学——论章太炎今古文经学观及其学术要义

作为清学正统派之殿军,清末民初著名经史学家,章太炎著述颇丰且思想深邃。作为其学术奠基之今古文经学观可谓其治学志趣、援经论政之历史注脚。章太炎自始就是一位坚定的经古文学者,他坚守古文家法但不泥古之,批判今文经学而兼采之,认为公羊学牵强附会致使国史中斩,而研究《春秋》必以《左传》为本,对今文经学独尊《春秋公羊传》及孔子作六经的主张以及晚清今经文学的微言大义中之不遵史实、牵强附会等给予坚决批判,章太炎批驳今文经学,主要针对其学术基本立场和观念,这种学术态度已经走出了传统学术派别之争的藩篱。章太炎经学理念的另一重要特色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切其时要,主张"六经皆史传统"而光大之。章太炎主张经学即史学,发扬国学,即从史学出发,以史学保持国性,以史学培养国民道德操守,用国学塑造国魂,力求用经史之文化以求拒侵抗敌,复兴文化,重塑道德。     

近代中国学术变迁大势略论——《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序

"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