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书论中的自然审美观

汉魏六朝书论已形成系统的自然审美观。“书乾坤之阴阳”奠定书法艺术的自然本体论基础;“因物构思”“任情恣性”从主客两方面揭示书法创造的自然追求;“比拟自然”彰显书法艺术的自然风格;“血肉筋骨”等审美范畴的提出,标志着书法艺术自然化审美标准的形成。这种系统化的自然审美观对中国书法乃至整个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影响深远。     

李清照词的“自然艺术”

李清照词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它是经历了“气象峥嵘，五色绚烂”之后的“自然艺术”。任情率真是她的审美理想。     

司马相如"得之于心"说及其巴蜀地域文化心态特点

司马相如非常强调赋的审美创作构思“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的“自得”性。所谓“得之于内”,从司马相如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并结合其创作实践来审视,即在他看来,辞赋创作既要深思熟虑,又要自然兴发,乘兴随兴,自得自在;要自得于心,即自己要有心得体会,要有独到的感悟,要自娱自乐,自言自道,即所谓“夫子自道”,自得其乐。同时,“得之于内”说也揭示出了巴蜀文人多任性自由,任情而作的心态特点。     

唐寅《花月吟》组诗的诗学意蕴及其价值发微

唐寅是明中叶时期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精心创作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七律组诗及有关花月诗,是诗人诗酒自娱、任情自适生活情景与美好理想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力图摆脱困境、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组诗思想之恬淡闲逸,结构之严密完整,语言之清新圆畅,修辞之活泼灵动,意境之澄明幽雅,无不彰显出诗人天才创造的魅力,是江南边缘文人生活情趣、诗学水准、诗意人生与自然意识的典型代表。唐寅"花月诗",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奠定了中国诗歌史上里程碑的重要地位。     

魏晋士人生命体验的美学解读——之任情纵欲篇

除主体的高度发展外,人类的生命体验活动还必须在达到一定的极致状态后方可能发生。由于所促成因素的错综复杂性,则其体验的表现形式也往往大相径庭。“任情纵欲”是魏晋士人继“岁月易逝,生死无常的悲凉体验”后的另一种生命体验表现形式。探究人类这种生命体验何以可能、在何种极致状态下才可能发生、而一旦发生又将表现为何种形式,对理解魏晋南北朝这短短的两百多年动乱史中,何以开出那样绚丽夺目而又诡异非常的“生命奇葩”,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至魏晋这一较长时期内士人言行的重要著作,其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辩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唐寅《花月吟》连珠体七律组诗论略

唐寅是明中叶时期吴中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名列江南四大才子之首。他精心创作的《花月吟效连珠体十一首》七律组诗及有关花月诗,是诗人诗酒自娱、任情自适生活情景与美好理想的形象体现,也是诗人力图摆脱困境、追求个性解放时代精神的强烈反映。组诗思想之恬淡闲逸,结构之严密完整,语言之清新圆畅,修辞之活泼灵动,意境之澄明幽雅,无不彰显出诗人天才创造的魅力,是江南文人生活情趣、诗学水准、诗意人生与自然意识的典型代表。唐寅"花月诗",以其特有的创新精神、审美价值与诗学意义,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李煜终局:才位错置的悲剧

李煜根本不具备做皇帝的资质和才干,但他又阴差阳错地做了15年南唐小朝廷的皇帝。被宋朝作为俘虏禁锢于汴京时,他没有实施保命的韬晦之计,而是保持了一个天才艺术家和诗词巨匠的本色,毫不避讳地随时将自己的思绪倾泻在诗词创作中,由此惹下了杀身之祸。当他的诗词创作如奔腾的烈火不可阻挡地熊熊燃烧时,他的生命之火却只能悄然熄灭。     

突出之个性 清刚之诗文——“建安七子”刘桢人格心态与文学审美探析

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是"建安风骨"的突出代表。他和其他六子有共同之处,更有其突出的个性。其人格心态任气,文学创作任情,审美取向上求奇采、求清刚,从而显示出独特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