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默社会公正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罗默的阶级—剥削对应理论是通过使用了理性选择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原则中的"合作博弈"理论阐述了其社会公正思想。其独特研究方法的运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剥削与阶级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公正理论的确立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夫妻一方举债案件中的当事人确定和嗣后救济

“夫妻共同债务”与 “连带债务”在债务发生原因和债务履行上存在差别,对其进行诉讼时,诉讼形式应为固有的必要共同诉讼。当债权人仅起诉名义举债人一方时,可能构成诉讼被告不适格。借鉴德日诉讼要件理论,法院可以对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职权调查”,但所采用的诉讼资料应遵循“辩论主义”。在此基础之上,应明确法院的释明权适用情形,即通过对已经参加诉讼的当事人进行释明来改变诉的不合法状态。若因法院在此审判阶段释明权适用不到位,而最终不合法的诉获得了无法顺利执行的实体判决,债权人想要获得圆满救济仅能依靠再审。     

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是邪教

拜上帝会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面旗帜、一项战斗武器。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为阐明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斗争的目的以及它必定会走向胜利,就必须用农民所能理解的语言和逻辑,以宗教玄想来凝聚和组织农民。除了宗教以外,农民没有更好的思想武器和组织手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往往都离不开宗教,宗教在农民起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太平天国运动也是如此。正如恩格斯所说“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的粮食来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必须使这些群众自身的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凡是承认太平天国是一场正义的反压迫的农民战争,就必然承认其拜上帝会在有效地动员和组织农民起义队伍,加速和促成了起义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从“反杀型”案件看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判断标准

关于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判断标准，我国刑法理论中存在着“必需说”、“基本相适应说”和“相当说”三种不同的主张，但由于“相当说”理论根基的不稳定性和具体标准的模糊性，目前主要是“必需说”和“基本相适应说”之间的争论。结合正当防卫的立法目的、公民发动个人防卫权的必要条件以及判断防卫行为是否过当应秉持有利于防卫人的价值立场等参考因素，成立防卫过当必须同时满足“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和“造成重大损害”两个要件，而且行为要件是更为前置性的判断因素（二分说）。据此，“反杀型”案件是否成立正当防卫的司法判断需要将防卫行为是否具有必需性作为优先考虑的因素，防卫后果的意义退居其后，“唯结果论”的实践做法亟须修正。     

浅谈图书馆改扩建的必要性、影响及读者权益的保护——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为例

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加大了对公共文化事业的投资力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图书馆人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的政策,秉承"读者至上服务创新"的宗旨,创新工作方法,提升服务质量。形成了"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天天有服务"的工作模式,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读者活动,创建了"昆仑讲坛"、"作家大讲堂""书香新疆"、"书香佳苑"、"尚书品读"等一系列全民阅读文化品牌。自2006年6月实行365天基本服务项目免费开放后,自治区图书馆逐渐吸引了大量的读者前来阅读报刊书籍,查找文献资料,观看各种大型展览,参与现场讲座,成为市民进行文化活动、学习交流的重要场所。     

关于幸福研究的方法论分析--瞿秋白幸福探究的前提思考

波兰哲学家亚当?沙夫提出的“肯定的”与“否定的”幸福研究方法曾为学者们研究幸福提供重要理路,幸福与不幸也成为个人幸福探究的重要向度和尺标。马克思既从“幸福”的肯定方面出发阐释幸福,也从“幸福”的否定方面“不幸”出发来追求、实现幸福,这为从事个人幸福思想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视角和思路。针对瞿秋白幸福研究的方法论战现象,以“疏离”为现实出发点,以疏离的“意识性转化”为实现路径,成为瞿秋白与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幸福研究的重要方法借鉴和理论依据。这不仅为全面认识诸家幸福思想提供导向,也为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理论树立支杆,更为推进瞿秋白幸福思想研究———这一瞿秋白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趋势的理论新探索和再创新确立现实存在性和发展前瞻性的意义。     

必要共犯概念的法教义学解读： 语境、冲突与纾解

[提要]“必要共犯”作为从德日刑法中引进的概念,与我国共犯立法模式、犯罪构成体系、共同犯罪本质等刑法理论存在冲突之处。在厘清德日刑法中必要共犯概念的基础上,在我国刑法语境中应充分肯定必要共犯在我国存在的理论价值,在最广义的共犯层面上将其作为与任意共犯相对应的一种“技术性”的共犯分类方法,赋予其“功能性概念”的体系定位。必要共犯应在犯罪阶层论中第一阶层“构成要件符合性”中考察,坚持行为共同说的共犯本质,并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规范论和秉持正义理念的学理论,在明晰相关认识论基础上构建必要共犯的研究平台,纾解其与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冲突,充分发挥必要共犯理论在我国立法和司法中的法教义学功能。     

从“孔颜之乐”看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

道德品质及其行为应配享幸福,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与人的内心和谐,这是每一种伦理文化自我道德完善的实践目标及伦理信念。无论对于渴望个人自我实现的自由平等的西方伦理文化传统,还是追求天人合一与和谐社会的中国伦理文化传统,既有相互联系的普遍伦理诉求,也有其自身独有的实现“德福一致”的伦理路径。在中国先秦时期,与道家返璞归真的自然幸福论不同,儒家的“孔颜之乐”内在地包含了“仁者爱人”、“仁民爱物”的怡然自乐的幸福,但它们同样作为先秦伦理文化德性幸福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正统儒家“大一统”的政治伦理的整体建构,演进到宋明理学正统儒家为主、释道为辅的德福之辩,发展到现代境遇中儒释道伦理文化融合的必要与可能,“孔颜之乐”不仅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传统,也为现代中国伦理文化的德福之道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伦理启示。     

从何以可能到现实路径——关于当前哲学对话问题的思考

哲学对话的重要性,在当前已经取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共识。在当前的中国语境之下,如何加强不同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问题的厘清必须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何以可能谈起,从何以能对话（前提根据）、为什么对话（目的意义）到以什么对话（话题内容）的分析进路,不仅是对话问题的展开逻辑,而且内在地蕴含着对如何来对话即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的现实路径这一问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