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与想象的高度融合——《鲁迅：为爱情作证》读后

读罢胡尹强的新著《鲁迅:为爱情作证》(东方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真让我吃惊不小。我不得不佩服胡尹强的胆识与功力,他竟能将《野草》中除《淡淡的血痕》之外的23篇散文诗,都认定为写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师生恋和婚外情的,且基本上都能自圆其说,有些篇目还解说得十分精彩,如《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死火》《过客》《题辞》等简直是无懈可击,精彩绝伦,使我不得不相信:《野草》还真的是一部爱情诗集!胡尹强教授是位两栖性的写作者。作为作家,他出版过不少中长篇小说,且都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教授学者,他曾出过两部学术专著…     

明代初期世券简析

本文主要探讨明代世券的来源、形制、管理、行用以及与爵赏的关系。得出明初世券是一有限的死罪豁免权，成为君主专制的附属品的结论。     

我国善意救助者法的立法与司法——以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为考察

我国社会目前存在比较严重的诚信危机,突出地表现在救助他人的问题上。借鉴国外好撒马利亚人法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我国确立好撒马利亚人法的基本原则,不对公民科加一般救助义务,仅确认特殊救助义务,坚持对见义勇为者和善意施救者的损害予以救济,通过善意施救者的抽象过失和具体过失豁免权以保护善意施救者,鼓励公民积极救助他人;辅以故意和重大过失造成损害的承担侵权责任,促使救助行为达成其救助目的,在切实保护救助者的同时能有效地规范救助行为。     

刑事证人不出庭作证制度研究--证人问题研究的新视角

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进程中,证人出庭问题始终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它对我国庭审方式的改革和一系列相关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当前我国对证人出庭问题的研究明显存在偏差,没有区分不出庭证人的具体情况,忽视证人不出庭价值的研究和证人不出庭制度的完善。本文没有具体论述证人不出庭的制度,只是引出问题解决的思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于排除传闻证据的理由、范围和意义的思考

在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本身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传闻"的危险.因此,在建构我国传闻证据规则时,应首先将这些"传闻"排除.排除传闻证据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传闻证据不真实和不可靠,而是若采纳该证据就剥夺了被告人的宪法性权利--对质询问权;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也不应当仅仅是指证人出庭作证不能,至少还包括迟缓的对质询问、先前的对质询问、双方当事人同意等,而且这些例外还必须符合其他特定条件;传闻证据规则的确立无助于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问题,恰恰相反,证人出庭作证是传闻证据规则得以运行的前提.关健词:传闻证据规则;传闻证据;排除     

律师不应是包庇罪的主体--从律师身份特权出发

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是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维护者身份出现的,这种权利的根据从实质上是来自于国家的授权,他对犯罪人的保护应该是正当的,但实践中却出现了律师被定为"包庇罪"的不正常现象,基于此,本文作者以为,律师身份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包庇罪的犯罪主体.     

“亲亲相隐”孰之权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中规定的一项义务,其对应的是被容隐的权利,当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拒绝作证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对应的是国家不得强迫公民来证明其亲属有罪的义务,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亲亲相隐不能适用于当代法律制度。     

证人拒不出庭作证的原理及立法对策

在我国刑事诉论的司法实践中证人拒不出庭作证已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为此,本文从证人、司法实践、立法现状三个角度分析了证人拒不出庭作证问题的若干立法对策。     

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法律思考

证人不愿出庭作证、证人出庭难是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衍生出来的一种客观现实。这种客观现实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文化心理上的原因,也有价值层面上的原因,更有制度层面上的原因。因此,考虑我国的国情,在不违背历史文化传统和现有道德规范的前提下,建立尽善尽美的证人制度是我们每一个法律工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