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系统论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一"多系统论(Polysystem Theory)"(也译作"多元系统论")[1]是以色列学者伊塔马·埃文-佐哈尔(Itamar Even-Zohar)教授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开始就在其著作中提及并不断完善的理论。该理论以20世纪20年代俄国形式主义为基础,认为文学和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Polysystem),即一个系统网(Network of Systems),包括具体与抽象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这些现象里     

日本文学与德国文学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文学方面第一感兴趣的是英国文学,第二是俄国文学,其后是德国文学。1884年歌德的《列那狐》由翻译家井上勤翻译过来,书名曰《德国怪狐的审判》,童话作家严谷小波通晓德语,向日本介绍过德国童话。森鸥外留德归来,开始大量评介德国文学。霍夫曼、莱辛、克莱斯特等作家的作品被鸥外译进国门。森鸥外与“新声社”同仁出版的译诗集《于母影》收入的歌德诗歌,刺激了日本年轻诗人们的内心生活。1893年1月,《文学界》创刊,聚集了一些崇拜鸥外的青年作家,他们都受到歌德的影响。尤其是《少年维特之烦恼》对日本青年作家的影响巨大,…     

论俄国宗教哲学传统

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形成于19世纪初,到索洛维约夫那里已经成熟,20世纪初的俄国宗教哲学复兴运动是这一传统的最高成就。十月革命后,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在国外获得延续和发展,20世纪下半叶,随着其主要代表们的相继离开人世而逐渐衰落。俄国宗教哲学传统的基础、背景和语境是东正教,东正教信仰是俄国宗教哲学创造的内在动因和源泉。西方哲学是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得以形成的外在因素。正是西方哲学的世俗化倾向引起俄国哲学的反抗,对世俗化的抵制使俄国哲学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俄罗斯理念这一独特主题使俄国宗教哲学传统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俄罗斯宗教哲学传统在当今俄国获得复兴,并得到世界哲学界的广泛关注。     

论曹禺剧作《原野》中的“象征主义”

源于西方的象征主义对以现实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曹禺的剧作《原野》有深远的影响。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本质上的差异性并不意味着两者在一部作品中是不能共存的 ,实质上 ,这二者在《原野》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亲和性”。     

本土诗歌经验对于戴望舒象征主义接受的影响

对外来文学的接受 ,是中国文学进入现代之后产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戴望舒的象征主义接受立足于中国本土已有的诗歌经验 ,既积极调动了诗人主体的旧诗积淀 ,又充分考虑了新诗发展的实际需求。努力使接受成为一种主动的对话而非被动的倾听 ,显示出了鲜明的主观性、主动性和本土性特征。在中国文学进一步世界化的时候 ,他的做法 ,对于中国新诗的建设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俄国文学天空中的“太阳”和“月亮”——比较分析俄国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

本文从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出发,从爱国、忧国思想,平等、自由、博爱思想,人民性倾向,抒情方式和人物性格塑造五个方面,比较分析19世纪俄罗斯诗人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创作特色,对于文学鉴赏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美国文坛中永散芬芳的奇葩——对霍桑短篇小说特点的多维审视

霍桑以短篇小说家闻名于世,其创作思想和艺术特色首先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霍桑短篇小说魅力独特,意蕴清幽。弥漫于作品中的清教主义、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思想,使故事情节蒙上亦真亦幻、若虚若实、扑朔迷离的色彩;运用意象、隐喻、象征去探究人物暗藏的心理和主题背后的哲理;专注于探索人的心灵和剖析人的罪恶,对人的道德寄予深切关怀;对科学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关注人的孤独和异化等。本文尝试对霍桑短篇小说的特点进行分析。     

列宁关于全俄电气化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

在苏维埃政权基本稳固后,列宁审时度势地提出关于实现全俄电气化的战略目标,并为之进行了全面的理论阐释和不懈的实践探索。理论上,他强调,实现全俄电气化是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的真正需要,是改变俄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出路,是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重要基础。实践上,他提出和领导实施了一系列旨在科学推进实现全俄电气化的措施,包括立足国情,科学分析;发展生产,提高效率;瞄准前沿,夯实基础;扎实推进,切忌冒进;注重宣传,发展教育等。     

康熙大帝与彼得大帝的一念之差

正人们常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然而历史又有太多的偶然性,最高统治者的一念之差往往也能改变历史的走向,以致深刻地影响到当今的世界格局。彼得大帝的非常之举如今,人们只要一提及彼得大帝,就会津津乐道地谈到他的一个非常之举。1697年,25岁的彼得大帝亲自率领一个由200多人组成的使团,考察学习西欧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及行政管理方法。彼得大帝通过历时一年多的实地考察,亲眼看到经过文艺复兴洗礼、走出中世纪黑暗的西欧正焕发出勃勃生机。而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