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

民国新儒家的墨学观比较复杂，深刻地打上了西学东渐的时代烙印，与传统儒家大异其趣。民国新儒家主要从西方科技、逻辑学、实验主义理论的角度，将墨学看作中国文化中最具西方文化色彩的部分，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墨不如儒，认为墨学的缺陷与西方文化相同，从而对墨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批评，另一方面也像肯定西方文化那样，认为墨学有一定价值，主张以儒为主融墨。另外，民国新儒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西方文化的笼罩，对墨子的伟大人格和救世牺牲精神进行高度评价。     

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梁漱溟的早年佛学著作及其新儒学思想综述

早年渴望进入北大深造 ,笃信佛学的青年——梁漱溟 ,以一篇哲学论文《究元决疑论》为媒 ,被破格聘为北大教授 ;初看破红尘几欲避入空门 ,然登上讲坛后却离佛归儒 ,经世务实 ;却又跳出儒家藩篱 ,汲取近代物质文明终成新儒学开山之祖。他一生思想历程极富多变传奇性色彩。他留下的学术成果至今值得后人参考。     

嵇康《声无哀乐论》音乐美学思想探析

文章通过对我国魏晋时期著名思想家、音乐家嵇康《声无哀乐论》中音乐的本体与本质、音乐与情感、音乐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音乐的社会功能等问题的分析论述,结合我国音乐理论界对这些问题的不同观点,对嵇康的音乐美学思想做了进一步探析。     

浅析思维模式差异对语言结构的影晌

思维和语言是相互作用的。思维通过语言来表达 ,而语言的形成由思维来决定。不同的思维方式必定反映在语言的结构上 ,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造成了英汉语言从文字到语篇结构的不同。汉语受重形象、重综合、重本体的圆式思维模式影响 ,产生了以形声义为一体的汉字。汉语句子和语篇结构以语义为中心 ,无词形变化和严格的语法限制 ,是一种“意会”语言。英语受重抽象、重综合、重客体的线性思维模式影响 ,句子结构严谨 ,有明显的词形变化 ,并以被动语态居多。了解思维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可以更好地帮助外语学习者从更广泛、更深入的角度去了解语言 ,学习语言     

界定语言的逻辑理路

迄今,还没有一门科学像语言学这样不能提供研究对象的结论性定义。语言有三个本质属性,即社会事实、心理表征及声音和意义结合的符号系统,只有对语言进行三维观照,才有可能本真地推导出语言这一语言学对象所特有的、本质的属性     

隋炀帝与宗教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 ,多元一体。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 ,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从治本上促进了“大业之治”的出现     

河南文化与河南文学——梁鸿《在边缘与中心之间——20世纪河南文学》序

中国汉文化传统是由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的：其一是以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基础的殷商文化传统,其二是以周灭殷之后建立的分封制国家为基础的周文化传统。前者是以上下等级森严的政治关系为主体的权力文化,后者是以家庭人伦关系为主体的人文文化。周之后,殷商文化传统并没有完全灭亡,只将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人文文化作为中国汉文化统一的文化传统根本无法说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儒学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一是先秦从孔子、孟子到稷下学派的东夷儒学、山东儒学,其二是从董仲舒到韩愈再到二程（程颢、程颐）的中原儒学,其三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南方儒学。东夷儒学是独立知识分子阶层的儒学,是以独立知识分子的愿望改善社会政治关系的儒学;中原儒学实际是以维护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为目的的官僚知识分子的儒学,从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中原儒学实际是被斩首了的殷商文化的一种换头术,是以周文化为头颅的殷商文化传统,儒家文化在中原儒家文化中被改造成了一种将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结合在一起的更加繁冗的政治权力文化;南方文化则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个上层社会的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则是南方儒学的主要特征,这为现代新儒学与现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基础。本文还认为,当前河南人的问题实际是中国古代殷商文化趋于解体的表现,这给河南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现实条件。     

汉武封禅:儒学正统化大典

汉武时代,形势需要有一种主导性的价值观念来强化皇权、开拓大一统帝国和维护社会秩序,儒学思想应运登上政治舞台。在儒学思想诠释与演绎下,封禅仪式程序不仅成为改德改制、大一统宗教礼仪和皇权至上与“奉天承运”的标志,而且也是宣告儒学正统化、制度化的典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