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的新乐府观及新乐府创作

以往学界谈到刘禹锡的乐府诗,多集中在其《竹枝词》上,很少全面论述其整个乐府诗,至于专门研究其新乐府的文章,就更少见了。其实刘禹锡是中唐元白之外重要的新乐府诗人,他不仅有大量的新乐府创作,而且有鲜明的新乐府理论。文章在对其新乐府进行重新认定的基础上,详细论述了他的乐府观,并对其新乐府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做了分析。     

“重白抑元”之论对唐代诗人元稹公允吗?——兼论周相录《元稹集校注》的价值与意义

元稹在中唐诗坛是影响颇为广泛的诗人,与白居易齐名.但元稹身后,却渐渐招来非议,尽管往往是以"元白"并称的面目出现,但多数是"重白抑元",用白居易诗歌特征来概括元稹的诗歌特质,这已经不够准确;其次,用元稹创作的"艳诗"来对其人品进行否定,至有"卑鄙的文人与文人的卑鄙"之论,这对元稹这样一个大作家是非常不公允的.     

论元稹的文学成就

唐代大诗人元稹的诗歌特色和成就长期以来在“元白”并称中被掩盖或曲解 ,本文论述了元稹的诗歌个性 ,指出元诗的美学趣向重点在于“风致宛然”的艳丽小诗和次韵相酬、属对精工的长篇排律 ;元诗的艺术渊源主要在于杜诗 ,另外还受到齐梁宫体以及诗人李白等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与白居易词中有异的风格。本文还论述了元稹的诗学批评及其与当时文坛的联系等问题     

论中唐诗的风骨

中唐诗相对盛唐诗发生了很多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风骨的变化。本文具体地描述了中唐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的诗歌在风骨上的变化情况,并从诗人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审美观念、构思方式等方面对变化的原因作揭示。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元稹评价考论 --读陈寅恪先生《元白诗笺证稿》

元稹的评价问题 ,历来是唐诗学中的一大显案。陈寅恪先生之评贬抑多于褒扬 ,而责之最深者则是元稹弃寒女、婚高门 ,“以巧婚而致通显”。考查元稹仕婚二事关系 ,可知元稹在仕途上没有得到韦家直接的帮助。寅恪先生所云元稹“以巧婚而致通显”当有不确之处。     

元白唱和诗与地域文化传播

元稹与白居易平生交好,唱和持续多年,既充当对方唱和信息的传播者,也是受传者,角色屡屡转换。二人因仕历产生频繁的空间位移且涉及广大地域,外任地唱和诗数量亦远超京城为官所作。不容忽视的是,元白与所处环境时刻进行着双向互动。伴随频繁地理位移,元稹、白居易生存于不同地域环境,受新地域文化、水土的滋养和培育,在移动过程中竭力表现所在地的景观。当地风土习俗、山川名物,大大拓展了唱和诗题材内容;反之,元白长达三十载的往来唱和,又为推动地域文化向外辐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途径。     

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

敦煌变文盛行于唐代,它的流行对中唐元白平易诗风的生成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可从一些典籍的记载得到印证.敦煌变文与元白平易诗风在句式、风格、语言、运用的手法等方面都有内在的一致性,元白平易诗风的兴起体现了从传统到世俗的思想的转变.     

元白唱和及其诗史意义

元白喝和诗继承了和意唱和的传统，也开创了和韵唱和的新天地。次韵唱和主要是元白在贬谪地的遥相唱和。将赠答诗的内容特征和分题拈韵联句的形式特征融合改造成次韵唱和诗，开启了诗人间相互异地唱和的新的形制规范，打破了传统唱和诗的时空条件的诸多限制，为文人艺术化交往确立了新的范式，这便是元白次韵唱孝口的诗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