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简述陆九渊的经学思想

南宋心学创始人陆九渊对传统经学采取尊重与怀疑的辩证态度,这是由他立学的宗旨和问学的态度决定的。他主张自立、自得、独立思考、大胆疑问,也因此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精神,创立了心学一系。象山经学可说是传统经学的心学化。其心学开一代学风,对推动中国学术的向前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章学诚史学致用的理论化构建

章学诚所构建的理论以"道"为基础,共分三层,即天道、人道、先王之道,三者是由普遍性到特殊性,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这三层"道"说中,章学诚尤其重视第二层的人道,并由人道为基础将经世致用学理化,并进一步将"六经皆史"纳入其中,从而完成了"六经皆史"理论基础的构建。至此,章学诚成为了中国传统史学致用思想的集大成者。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艺文志、经籍志命名探微

正史之中,仅有《隋书》和《旧唐书》称"经籍志",其余史书皆称"艺文志",学界对此鲜有考证。从词本义出发,"艺文"指儒家经典之术,"经籍"指儒家典籍或泛指各学派的典籍;从汉人使用的实际情况来看,"艺文"、"经籍"皆指儒家典籍。这两个词的使用与儒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汉代儒学兴盛,以"艺文志"命名来凸显儒家经典治国之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儒学受佛道二教冲击,地位下降,改称"经籍志";唐代以降,儒学复兴,同时为了遵循《汉书》开创的这一传统,遂改回"艺文志"之名。正确理解"艺文"与"经籍"二词的含义是研究《艺文志》和《经籍志》的前提条件。     

北魏王国国史案的背后——一场特殊形态的华夷文化冲突

北魏王国史上有一个国史案问题,本文从中华文化史学视角揭示国史案背后的华夷文化冲突。文章就"从邓渊到崔浩"、"崔浩的‘国史案’"、"崔浩其人"、"说中华史家之实录传统"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张力与融合——朱子道统说的形成与发展

朱子道统说的提出和建构、发生和发展,有其历史前提和来自道学运动上的思想张力。它是在不断融合理学思想特别是北宋五子思想及儒家经学观念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的。朱子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说,肯定二程得道统之传,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了自己之道统论的建构:他首先肯定并强化了周程授受一致的说法,阐明了周子的本体宇宙论即二程的理气论,初步建立了自己的新道统说;进而,在《近思录》等书中正式编织了由二程、周、张四子所构成的理学道统;最后,在重视《周易》经学、贯通"四书""六经"、重返孔子之思想世界的过程中,朱子建立了融贯古今、彼此关涉的新经学体系,构造了一个更为完备、博大的新道统体系,将邵雍和伏羲、神农、黄帝同时纳入道统谱系之中。朱子道统说的形成和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理学、经学在宋代道学运动中所造成的思想张力和朱子个人集大成的思想性格所决定的。     

综合分述·以述为作·刚柔兼济——"六经"及其对中国文化特征的整塑

从中国文化的视角来重新认识"六经",纠正孔子之后至今仍存在的对"六经"的有意或无意的割裂所造成的误解和错误。笔者认为:"六经"是整体系统而又各自为用,不能割裂;"六经"的"述而不作"实为以述为作,不能看作复古;"六经"兼具阳刚阴柔且两者并重,不能看作只重道德。     

试论构建南诏、大理国史研究体系

长期以来,南诏、大理国史研究尚缺乏全面的系统性的研究成果,研究者仅以掌握的文献史料开展零星研究,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应组建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首先要搭建两个研究整理平台:第一为南诏大理国史料平台,第二为南诏大理国史学术研究平台;其次在汇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南诏史论纲、大理国史论纲;最后撰写出系统完整的南诏史、大理国史,将其研究成果提高到新的学术水平。     

六经次序辨

六经在我国历史上有两种排列次序,"以<诗>为首"的次序,是<诗>在西周春秋时代独特而巨大的社会功能所形成的;"用<易>居前"的次序,是轴心时代<易传>的哲学突破、西汉中期<周易>经传的立于学官和整理修订,使<周易>升华为"大道之原"而后形成的.这两种六经次序是不同时代历史文化现象的标志,其先后出现反映了两周秦汉之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