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教育综论

文章从历史的角度概略性地阐述了我国音乐教育的历史渊源,分析了制约我国传统音乐教育发展的因素,并对《音乐课程标准》的沿革历程及其基本指导思想进行阐述、剖析之后,指出了旧的《标准》虽重视知识性、技能性等智商的教育,却忽视了音乐教育的情感性、趣味性等情商教育。     

西周时期数字五学六艺

本文通过详细的叙述西周的教育制度和"六艺"教育,旨在说明西周时期既继承商代的教育制度,又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奴隶制官学体系,形成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马一浮《论语》诠释特色及其理论意蕴探微

“六艺统摄《论语》”是马一浮《论语》诠释的鲜明特色,在主旨、结构和义理等层面做到了有机融合,并明确指出“六艺”是“总义”,《论语》是“别义”,前者统领后者,两者互参,方能悟到儒家真意。同时,该理论注重儒释会通,以佛学解《论语》,运用“四悉檀”比附诠释“仁”“孝”“为政”,比以儒解儒更具有哲理韵味和理论色彩。无论是“六艺”与《论语》互参,还是援佛入儒,其理论基础都是以“性德”为核心建构起来的、本体与工夫同一的心性论,其根源是孟子的性善论,依然遵循了“尽心—知性—知天”的逻辑理路。     

六艺中的乐、射、御与体育、美育

六艺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内容。在夏商之时 ,已有六艺教育的基本内容 ,但并不完善。乐在当时是排在首位 ,礼是排在从属的位置。到了周代 ,六艺的内容确定下来 ,形成了以礼为首 ,包含有德、智、体、美的完整的教育内容。礼同乐、射、御等体育、艺术教育内容的结合 ,表现了中国古代教育中美育的特点。礼的核心是维系宗法社会的根本 ,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基本准则。它同乐、射、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最终实行政教合一 ,适应周代宗法社会的需要 ,为统治者培养合格人才。美育在乐、射、御中得到了具体的、形象生动的表现 ,在造就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人格境界中得到升华     

以易摄佛：马一浮易学思想探析

以佛证易、以易摄佛是马一浮易学思想一个主要向度。马氏以＂心外无易＂之心本论的方式为易佛融通构建了形上基础。他进而在修证工夫与境界上打通易与佛,将易学精神丰富充实。这不仅体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也体现了马一浮对当时社会思潮的积极反思和回应。     

中国文化的道与艺--由艺臻道以道统艺

文化包括“有形”和“无形”、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中国人称之为“艺”和“道”。中国文化里“道”与“艺”之间是“本”和“末”的关系,儒家强调的“下学而上达”相当于由“艺”而“道”,“为己之学”则是通过完美自身来达到人与天地的和谐。中国传统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包含了文艺、武艺、技艺,涵盖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知识和技能。我们在生活层面广泛地享用“艺”的成果并深受“艺”的影响,“艺”既能提供享受又能为害于人,应用不好便适得其反。我们要遵循以道统艺、由艺臻道的传统精神,让“艺”为我们的养生、修心、审美及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例如中医,应当从理念上弘扬“中和”之道,用中国整体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和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去对比西医简单的对抗性的疗法,而不能把中医降低到艺的层面上与西医比拼。     

《汉书·艺文志》尊儒概说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增删改撰而成。《汉书·艺文志》将《易》置于群经之首,《六艺略》置于十志之首,又将"儒家"置于《诸子略》之首,可见班固对儒家的重视,也充分体现出他的尊儒思想。本文从《汉书·艺文志》的诞生背景、所列儒家著作的编排次序逐一分析其中的尊儒思想。     

“习行之学”与“六艺之教”——颜元学术思想的时代文化意义与文学表现

清代前期的思想家颜元从批评理学入手,探求儒家经典之原旨,以习行为中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颜元强调外在的事功,将经世致用视为成为圣贤的条件,将＂六艺＂视为原始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六艺之中,颜元又特别强调射和御,主张＂文武相济＂。颜元对儒家原始经义的探究在清代影响甚大。颜元所推崇的文武双全的豪杰,在通俗小说中有形象的表现,文人豪杰之事功在这些通俗小说中被发挥到了极致。在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礼乐兵农＂被视为挽救世运、世风的最后手段。     

论"九流十家"的建构历程——从《天下》篇到《汉志》

《汉志》的"九流十家"之说深刻影响着历代学者对先秦学术思想的理解,但这一观点却并非是对先秦思想的忠实还原,而是基于其时代思潮与自身学术立场所作的理论建构.先秦学者多以人论学而不称家派,至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始以家论学,将诸子分为六家,并欲以道家统摄诸子.《汉志》又扩展为"九流十家",将司马谈口中的"道家"降格为"杂家",并以六艺统摄诸子,以"诸子出于王官"说为其羽翼.然据《庄子·天下》篇所论,六艺与诸子并非相互统摄的关系,由此可见《汉志》"以六艺统诸子"的观点是基于其时代立场所作出的理论建构.     

海昏侯墓出土简牍与儒家“六艺”典籍

刘髆、刘贺父子因当世大儒的师承辅弼,得以汇通“六艺”、兼习《五经》,既构建了刘贺本人“簪笔持牍趋谒”的儒生形貌,又为西汉前、中期儒门典籍的贵族官学传承提供了鲜活视角.刘贺本人对《论语》《孝经》的熟悉,对《诗经》的诵习,验证了通经之前皆先通《论语》《孝经》的传统认识;其墓中所出简本《易》《春秋》《诗》系于王吉,《诗》《礼》又见于王式,修正了西汉时期“汉博士皆专经教授”的论断,其时实应“不限于专治一经”;简本《礼记》诸篇与《王会饮仪》的单篇别行状态,既体现与“礼”相涉的有《礼经》学者与汉“仪”学者两种,又反映出宣帝时期《礼》博士的设置情况.简本所见西汉前、中期《诗经》《论语》乃至《礼记》等“六艺”典籍流传的复杂情况,远非《汉书·艺文志》的概略归结所能总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