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改房物业管理研究

房改房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实物分房的产物,社会对房改房物业管理需求巨大,而物业管理公司却难有作为.房改房物管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房改房物管市场的形成,需要整个社会的关心、理解和支持.从住房实物分配到货币化分配,从单位免费修房到交费的物业管理,广大业主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转变观念.政府、企业要加大物业管理的宣传力度,引导人们转变观念,认识、接受物业管理.     

解析农地流转机制:背景、现状与创新

因农村土地制度的内在矛盾和农村经济形势发展需要诱致而生的农地流转现象,目前正呈加速发展之势.这一过程伴随着诸多问题,需从建立土地评价体系、构建服务平台、理顺产权关系等多方面来完善与创新农地流转机制.     

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制度初探

农地使用权转让制度是中央 为促进农村经济持续发展而进行的制度创新，但其与现存制度的冲突又成为制约其作用充分 发挥的桎梏。有关部门、地方制定修订法律法规和经济政策时，应对农村土地使用权转让 的具体运作制度予以高度重视，使之在微观层面上更具现实操作性。     

农地产权的厘定与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科学厘定农地产权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前提。当前,我国农地产权存在农地所有权主体虚位、农地使用权不完整与不稳定、农地转让权界定不明晰等主要问题。因此,重新确认农民的所有权主体地位、健全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新型权力制衡机制、健全农地征收收益分配机制是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的根本对策。     

财政赤字货币化过程中铸币税收益问题分析

铸币税即政府发行货币所取得的收入 ,一般可理解为货币发行成本和货币面值间的差额。在通货膨胀情况下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 ,政府的实际铸币税收入小于其名义铸币税收入。铸币税问题的讨论一般是同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相联系的。我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增发国债为核心 ,财政赤字经常化。政府可以从财政赤字货币化中得到多少铸币税收入受制于三个因素 :经济增长对基础货币的需求 ,经济的实际增长率 ,以及货币需求对通货膨胀和收入的弹性     

农地流转“洗牌”

土地始终关乎农民命运。今天,它的再一次备受关注引起人们对历史的回顾。遥想30年前,那场滥觞于小岗村,不无悲情色彩的托孤壮举,却孕育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尘封已久的改革之门。从最初的解决温饱到脱贫致富,从史无前例的取消农业税到林权制度改革,从自发海选到村民自治等各个方面,     

制度基础与财政改革——明代一条鞭法改革前湖北地区的赋役货币化演变

明初的"洪武型财政"以实物本色与亲身行役为主要内容,编户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湖北地区的赋役结构在明初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中东部地区以田赋与湖课为主要的收入,西部地区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到了弘治年间,湖北的地方州县开始对运往京库的部分田赋折银。至嘉靖年间,地方州县赋役折银的范围与比例都进一步扩大。在部分州县,役的银差与力差在明中叶已实现全部折银;田赋的征收以"一条边"(1)的形式展开;夏税秋粮折银的比重也相应增加,存留本地的部分已多过起运京师的部分。由此可见,湖北地方州县的赋役货币化演变自弘治年间已开始,这种来源于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改革实践,使万历年间朝廷自上而下推行的赋役改革在一个半世纪的准备下得以进行。湖北地区自弘治年间开始的赋役折银与赋役合并,是经济领域的白银货币化对赋役制度的冲击,同时也是万历年间财政改革的前期铺垫。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来说,赋役领域的货币化趋势,推动了明代国家的转型,使国家与编户齐民之间从高度的人身依附关系,转变为货币关系,编户的人身依附减轻。可以说,万历年间的财政改革,是赋役制度自下而上变革的延续与突破,而不是改革的开始。     

职务消费货币化：防治腐败节省财政开支的成功经验

推行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旨在从源泉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党和政府形象，节约财政支出。湖北省老河口市作为全国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试点县已取得成功经验。为此，本刊特邀老河口市委书记刘金元撰写了此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农地转用中的土地收益分配实证研究——基于昆山、桐城、新都三地的抽样调查分析

本文通过对农地转用项目进行抽样调查,对我国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征地补偿、初次土地增值收益和二次土地增值收益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研究表明,与土地增值收益和土地供应价格相比,征地补偿的具体执行标准显得过低,导致政府可取得的土地增值收益空间过大,并且土地增值收益主要集中在县、市级政府,绝大部分用于城市建设和城市土地开发。文章提出,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积极探索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农地转用制度和公正的征地补偿机制的同时,必须改革和完善农地转用过程中的土地税费体系,规范土地有偿出让收益的使用和管理,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管理制度。     

中国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从两难到双赢

城市化与工业化需要更多的建设用地,而现阶段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就是农地资源的非农化。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农地是非常稀缺的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对农地进行保护。将农地非农化与农地资源保护由两难的境地转变为双赢的局面,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和农地保护政策的执行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寻找合理农地非农化的数量出发,提出了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的概念,并将其与实际非农化过程结合起来,把现阶段农地非农化的数量细分为代价性损失、过度性损失Ⅰ和过度性损失Ⅱ。然后通过生产函数模型估计土地资源在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效益曲线,计算出1989~2003年间中国农地非农化的代价性损失比例为33.4%,过度性损失I比例为44.9%,过度性损失Ⅱ的比例为21.7%。结合可操作性,得到中国1989~2003年期间合理的农地非农化度应该为不超过实际非农化数量的78.3%。过度性损失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政府对土地市场价格的干预,因此文章提出为了减少农地非农化的过度性损失,应该加快完善国有土地市场体系,减少对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