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归服清朝以来的额贝都拉与哈密扎萨克旗的活动（1697—1701）

康熙三十五年（1696）,曾为准噶尔汗国所属的哈密首领额贝都拉向清朝投诚。哈密被清朝植入蒙古扎萨克旗式的统治制度,额贝都拉本人也被授为一等扎萨克。关于此后额贝都拉与哈密扎萨克旗的动态,学界以往囿于史料所限,鲜有研究涉及。本文根据《清内阁蒙古堂档》中额贝都拉奏报给康熙帝、理藩院以及驻扎在肃州、西宁的官员等数件蒙古文档案,探析康熙三十六年至四十年（1697—1701）间哈密扎萨克旗的基本状况,并展现额贝都拉在协助清朝监控再度崛起的准噶尔汗国时所发挥的作用。     

雍正朝平准战中的青海部署及青海蒙古

青海位于准噶尔与西藏往来的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雍正帝征讨准噶尔期间,在青海进行了严密的战略部署,调兵驻守青海要地噶斯并特派大臣驻西宁管理军务,在西宁多备兵力,采买和转运军需,青海蒙古亦参与其中担任向导、驻防台站。清朝在青海的军事计划为清军提供了充足的兵力援助和军需补给,防守青海要地阻止了准噶尔觊觎西藏、青海,保证了清军侧翼的安全,有利于清朝西北边疆的稳定。     

康熙五十七年额伦特、色愣兵败那曲营地遗址考

1718年,清朝将领额伦特和色愣率兵进藏驱逐蒙古准噶尔部袭扰时,被困那曲,建营固守,最后全军覆没。那曲地区文物局通过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在那曲县那玛切乡年扎自然村西南约1公里处的尼热山发现一清代战场遗址。笔者对该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走访,以及对西人游记、汉文史料和藏文记载的此次兵败经过进行分析考证,认为年扎战场遗址即为清朝将领额伦特、色愣兵败之营地及战场遗址。     

乾隆七年准噶尔遣使进京史实考述

由于乾隆六年（1741年）准噶尔未能成功入藏熬茶,噶尔丹策零特派使者吹纳木喀等于乾隆七年（1742年）七月进京,以朝觐为名,实则请求乾隆帝允准赴藏熬茶。虽然在吹纳木喀等人的恳求下,乾隆帝表现出了宽容的态度,恩准了准噶尔的请求,但鉴于准噶尔使者前次无故折返的教训,在制定准噶尔进藏熬茶的人数、时间及路线方面格外谨慎,做足了应对之策。     

康乾平叛战争与肃州城镇经济的发展

肃州是清初我国西北因战争而繁荣起来的典型城市。基于辟邻蒙古“准噶尔”部的特殊地理位置,清初,这里不仅是西北边防重镇和交通枢纽,而且边贸繁盛并因此出现了著名的康乾“肃州贸易”,使肃州成长为当时西北“边陲一大商埠”,推动了肃州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地方经济的繁荣。但乾隆二十三年后,随着“平定准噶尔叛乱”的结束,肃州开始内附,其地位的下降导致城镇经济发展的回落。     

1720年清军进入西藏的经过

本文详细地叙述了1720年清军为了驱逐盘踞西藏的准噶尔部,在青藏高原上大规模行军的经过。对于事前的部署、筹划,行军的阶段、时间,南北两路军队的遭遇等等,依据原始史料,一一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指明,这一场战事得以极顺利地达到目的,与藏族官兵民众的响应、支援是分不开的。以往有关论著,关于此段战史,记述每嫌简略,本文可以视为一篇尝试补充之作     

清代伊犁塔兰奇人的称谓及其社会变迁

本文解释了“塔兰奇”一词。即为卫拉特蒙古方言“种麦子的人”之意。本文认为谊词是在准噶尔汗国时期出现。清朝统一新疆后，将南疆的部分雏吾尔族迁徙伊犁种地，史称“田屯”，足称回屯者为塔兰奇。19世纪末，伊犁塔兰奇人的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迁。1881年始，沙俄劫掠去约十分之七的伊犁居民，其中大多数为塔兰奇人。致使当地人口大减。民国时期，新疆省政府将塔兰奇列为单独民族。解放后，塔兰奇并入维吾尔族内。     

乾隆朝清准贸易研究

清准关系是清初特别是康乾盛世时期最为敏感的边部关系,清代三帝为收复西域而“三朝四顾,旰食仄席”。战争固然是征服的最快手段,却不是最终取得胜利的真实原因,而乾隆前期正是利用对准部的贸易政策来达到怀柔、控制并瓦解准噶尔汗国的。     

康熙的预颁遗诏

玄烨（1654—1722），清朝皇帝。1661—1722年在位，年号康熙。满族。爱新觉罗氏。清世祖第三子。顺治十八年（1661年）嗣位。时年八岁，由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辅政。康熙六年（1667年）亲政。八年，暗结内大臣索额图等人智捕鳌拜，夺回大权。亲政后，宣布永停圈地，准许壮丁“出旗为民”，叉奖励垦荒，蠲免钱粮，任用靳辅，陈潢治理黄河，规定“额外添丁，永不加赋”；设立南书房掌票拟谕旨，加强皇权；又平定三藩叛乱，派兵攻入台湾。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巩固了国家统一；又巡行东北，两次发起雅克萨反击战，沉重打击沙俄侵略势力，派索额图、佟国纲赴尼布楚与沙俄谈判边界问题，行前确定黑龙江流域的广大领土“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俄罗斯”的原则，签定《尼布楚条约》，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使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巩固发展。     

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各使团路线研究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权使者来往的通路是很重要,而且沿途路上怎么防止对方沿途打探消息等政策。准噶尔汗国前往京城或清朝派往准噶尔汗国的使者,从清朝角度来看,基本是分为南路与北路。如今清朝派往准噶尔的所使团中报告发现的有:康熙二十一年(1682)派使噶尔丹内大臣齐他特;康熙二十八年(1689)派使噶尔丹理藩院尚书阿喇尼;雍正三年(1725)和雍正四年(1726)派使策妄阿喇布坦内阁学士众佛保;雍正十二年(1734)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傳鼐;乾隆二年(1737)出使噶尔丹策零喀尔喀副台吉厄墨根,乾隆三年(1738)派使噶尔丹策零侍郎阿克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