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益重组与秩序再造:建国初期的农村减租运动——以无锡为中心

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是土地私有制向公有制转变的过渡阶段。在解放之初的苏南地区,由于地权形态和政治状况比较复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谨慎渐进的减租政策,对农村的土地收益权进行了调整,初步动员了农民,为之后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苏南地区“田面田”的性质

民国时期苏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浙江相似,即存在两种田面田,包括"相对的田面田"和"公认的田面田"。国民政府欲在保障田底和田面业主利益的前提下实施"二五减租",难以进行;共产党以消灭田底业主为己任,"二五减租"则可达成预定的目标。     

江津县退押运动再研究——与曹树基教授等讨论

押金是佃农交纳的地租保证金,退押运动是1950—1951年新区开展的地主退还押金的运动。曹树基教授以四川江津县档案为中心,是首位细致研究退押运动的学者。笔者深受其启发,但基本认识又与之相悖:从背景看,退押运动的发起与1940年后押租制下佃农的经济损害直接相关,跳过这一时段去争论1940年前押租制对佃农的利弊是走向了论证偏歧;从目的看,退押运动和支持人民币信用以及增加农业税收入几无关联,并非政府为充盈财政而设计的图谋,而是中共在前土改时期打击地主、启发农民"觉悟"的决策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的土地呈报和减租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缓和阶级矛盾,在鄂西后方国统区开展了土地呈报和减租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阶级本质及其政治上的腐败,这项工作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完全成功。     

习俗、法规与社会——对清代巴县地区"减租"习俗的法律社会史研究

在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租佃关系"时,除"租制""租额"等问题外,还有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减租"。但是学界对于减租的具体研究,主要集中在官方的减租规定上,而对于民间原有的减租习俗研究不够。本研究首先从清代减租规定的前后变化入手,切入对于减租习俗的理解。随后利用清代巴县诉讼档案中与减租相关的案例,探讨租佃契约中对"减租"习俗的规定,指出"如年欠丰,照市纳租"的重要性。并以巴县档案中涉及减租的具体案件为例,详细分析"减租习俗"的具体实施过程,说明在减租过程中团邻、团众参与的重要性。正是在"团"的参与下,"照市纳租"习俗才得以形成。最后,联系在四川地区"团"的重要社会意义,论述中国传统社会中习俗、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联。     

江津县减租退押运动研究

传统时代的四川乡村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土地信贷市场及乡村金融市场。押金与地租之间的关系是土地农业经营与商业投资之间的关系。1950年开展的减租退押与市场化的加押减租完全相反,这场运动对于乡村土地市场及金融市场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1950年底—1951年初的减租退押具有产权清理和经济退赔的性质,但江津县减租退押胜利果实的绝大部分,通过各种方式分配给了农民,由于1951年江津县新增农业税正好与此果实数相等,所以,可以将减租退押的胜利果实看作是1951年新增农业税之来源。江津县的个案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既有的阶级理论值得重新思考。     

十八世纪江南土地占有关系的一个旁证--以乾隆四年江南蠲免贫户案为中心

蠲免是清代君臣所津津乐道的“美政”。本文以乾隆四年江南蠲免案为中心,通过分析乾隆初年减租政策的变化,探讨了当时江南土地高度集中,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历史事实,从而揭露这种“美政”养“富民”的本质和土地占有关系极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所在。     

1949年秋针对刘文彩的武装减租斗争

刘文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人，是旧中国四川省权势最大、剥削人民最严重的大地主；更是集军阀、官僚、土豪、劣绅四位一体的典型地主。长期利用手中的权势剥削压迫广大农民，使农民生活极端穷苦。1949年秋中共领导的川西南人民武装工作队利用国民政府颁布的“二五减租”法令，发动广大农民与刘文彩进行减租斗争之事，凸显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在惩治农村封建恶势力的卓越贡献，为当今中国构建打黑除恶工作的长效机制提供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