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医疗减贫效果被低估了吗 ——来自社会空间视角的解释

将社会资本纳入Grossman健康人力资本理论模型,结合灾难性医疗支出概念并构建农村保障社会医疗间接减贫框架,再利用空间Tobit杜宾模型和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结果表明:(1)农村保障制度对单个家庭医疗减贫作用不显著,但是其通过社区社会空间产生的溢出效应不容忽视.处于同一农村社区社会空间的其他拥有保障的家庭更愿意为病贫家庭给予经济援助,农村保障的医疗减贫溢出效果显著,并且农村社区家庭之间社会空间关系越紧密越有助于医疗减贫溢出效应有效发挥.(2)地缘关系和社会关系对农村医疗减贫的调节作用需要一定的社区收入水平支撑,而且随着大病医疗保险对农村家庭医疗致贫风险分散能力的提高,该调节效应也在不断增强.     

基于生态贫困视角下的生态益贫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西部六省2003—2014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面消除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从生态贫困视角分析农民经济贫困的生态影响因素,以西部六省的面板数据为例,从气候贫困、水贫困、地质贫困和生物贫困等四个维度,构建生态贫困的指标变量,建立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因变量的半对数模型,进行OLS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农作物受灾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森林覆盖率和湿地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显著影响,而人均水资源量、人均用水量、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耕地面积、自然保护区面积,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据此,可以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滇西边境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及其制约因素——以澜沧县为例

澜沧县是滇西边境的民族聚居区,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在保障贫困者基本生活和缓解支出型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减贫成效增强了边境民族聚居区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和国家自豪感。然而,该县农村社会救助减贫成效也面临诸多制约。一方面是制度自身发展不足的制约。包括经办监管能力弱、家计调查实施难、以户施保制约救助精准性、医疗救助待遇"捆绑"问题严重;另一方面则是特殊县情的制约。包括因灾致贫人数多、地方财政能力弱、艾滋病感染者和跨境婚姻贫困家庭等特殊贫困人员增多。此外,乡村金融服务滞后和对有劳动能力贫困者的就业帮扶不足也制约了农村社会救助的减贫成效。     

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针对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益进行了空间固定效应以及时序效应的筛选,并结合Hausman、Wald检验实施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的修正,以W空间权重矩阵标准化验证我国区域间时序基础上的财政金融支农减贫效应的空间关联.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以信贷的主要方式促进农村经济与农民增收来实现农村减贫,具有直接效应;金融支农减贫与经济效益存在正向弹性,区域的财政支农减贫效应扩散至邻近区域的可能性要高于劳动力增加带来的相应效益在邻近区域的扩散.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研究——基于广西的实践

普惠金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文章基于2015—2020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测算广西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普惠金融减贫的总效应与渠道效应。研究发现：从总效应上来看,普惠金融有利于贫困减缓。从渠道效应上来看,直接路径中的“覆盖面”渠道发挥主要的减贫作用,而“使用情况”渠道的减贫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普惠金融能有效作用于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特别地,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呈现出“U”形特征。为避免瞄准性误差,进一步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当前广西普惠金融发展应在立足于扩大金融覆盖面的基础上激发各个渠道的减贫效应,未来则应更关注普惠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瞄准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增强低收入群体的“造血”能力。     

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区域均衡发展和精准扶贫目标下,对扶贫重点县的区域发展推动效应的研究仍然具有较强理论与政策意义。选用2008－2014年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扶贫重点县战略的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效应,其结果显示,长期而言,扶贫重点县的设立对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依然有显著的推动作用,相比非扶贫重点县,扶贫重点县的经济增长显著更快,6年间累计增长高出16个百分点;短期,尤其2011年和2012年进行贫困县认定和调整的这两年,贫困县的经济增长却比非重点县显著偏低,即使以贫困地区以及低收入县（按收入大小排序）代替贫困县,结果依然一致并显著,说明扶贫重点县在新世纪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重点县的调整对低收入县的行为在短期有负向激励效应,导致对贫困县的瞄准出现偏差,减弱了其经济增长效应。未来在制定区域性平衡发展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政策的行为激励效应,增加瞄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