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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面临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偏低和人口老龄化的双向挑战。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文章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显示,人口老龄化会负向影响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且在克服内生性问题、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同时,这种负向影响主要是由进口中间品对国内中间品及劳动力的替代所导致的,而人口老龄化的成本效应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不利影响相对较小,并且从贸易结构变动来看,人口老龄化并未通过降低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进而获得总体企业平均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被动”提升。进一步研究还表明上述负向影响在混合贸易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外资企业与人口净流出地区企业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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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出口国从安全气囊到火花塞,从阿司匹林到咖啡过滤纸,从膨胀栓到最新式的足球鞋,“德国制造”其实在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美国、西班牙、英国等国集体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大幅下滑的时候,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原因是“Madein Germany”的出口受影响不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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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持续攀升,伴随其上升的是用工成本的明显提高和加工贸易占比的显著下降,中国DVAR的提升究竟源于已有研究所指出的,投资自由化所带来的国内中间品对国外中间品的替代,即“主动”的提升?还是成本上升引致加工贸易不断退出市场的一个客观结果,即“被动”的提升?本文基于2000--2006年的微观数据,测算了企业层面的DVAR,从加工贸易退出的角度刻画了企业DVAR的动态演进过程,并进一步考察了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加工贸易与企业出口DVAR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所代理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会促使中国企业DVAR的攀升,这一结果在多个维度的稳健性检验中均是高度稳健的。最低工资上升对中国企业DVAR的促进作用通过引致加工贸易退出这一机制来实现。拓展性的研究还表明,最低工资上升对高生产率企业、外资企业和资本相对密集企业DVAR的正面促进作用更强。我们的发现意味着,中国DVAR的上升至少部分是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结果,鼓励进口,同时促进国内中间品质量提升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重要政策方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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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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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出口存在着名义增长和真实增长两种情形。面临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当前中国制造业名义出口面临“天花板约束”,而破除约束的路径之一就是依托制造业服务化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实现真实出口增长。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在整体和细分层面上测算了包括中国在内的44个样本经济体2000-2014年制造业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研究发现,无论是整体还是细分行业层面,以出口内含服务增加值为表征的制造业服务化有深入发展趋势,但中国在样本经济体中排名较为靠后。进一步的相关性分析表明,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与制造业出口内含国内服务增加值呈显著正相关,而与内含国外服务增加值呈显著负相关。因此,破除出口“天花板约束”,依托制造业服务化对于中国制造而言具有广阔空间和余地,也是可行的路径之一,但需要区分制造业出口内含的服务增加值来源结构。即通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尤其是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以弱化制造业发展对国外服务业的依赖,对确保上述路径可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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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大豆产业现状自从建国以来我国一直是大豆的净出口国,然而直到1996年我国由原来的进出口国变为了净进口国.1997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为279万吨,10年后这个数字翻了10倍多.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