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外出购药遭遇意外,养老院应否担责

编辑同志:我母亲年近八旬,现居住在一家养老院。去年11月的一天深夜,天气寒冷,我母亲因身体不适,决定外出购药。宿舍管理员明知我母亲视力低下,却未加制止或给予必要帮助,允许我母亲外出,养老院保安看见我母亲走出大门,也是视而不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不慎摔进枯水沟,因头部受伤严重而去世。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养老院应否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一般规则之建构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规范较为繁杂，条文各自为政且不协调，有体系化之名而无体系化之实。一般规则的缺乏，使得现有的惩罚性赔偿法律规范体系既不能为司法实践提供明晰的指引，亦无法为未来之立法指明方向。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一般规则的建构，应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之目的导向下，从三方面进行：其一，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适用范围上仍不符合制度目的，宜在一般规则的指引下，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或是出台新的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拓宽；其二，我国惩罚性赔偿一般规则之主观要件，原则上可以“故意”统领与限定，体系下可以“重大过失”展开并有序扩张；其三，我国惩罚性赔偿一般规则之损害后果要件，应当与“损失”脱钩，代之以“情节严重”,我国惩罚性赔偿损害后果要件的三类规定，其实均可作“情节严重”之解释。     

公众参与——化解“邻避冲突”的新途径

政府积极与民众进行交流和沟通,找到一个妥善解决问题的方案,方可实现“双赢”。“邻避冲突”的内涵与特征“邻避”(Not In My Backyard,NIMBY)一词起源于西方,是美国学者O’Hare在1977年最先提出的。主要是指社区居民害怕核电站、垃圾处理站等产生的环境风险,反对设置这类公共设施,称之为“邻避设施”(李永展《邻避症候群之解析》,《都市与计划》,1997年第1期)。而因这类设施引发的抗争就演变为“邻避冲突”、“邻避     

别闹了,陈赫张子萱你俩确定真“离”了吗?

近日,陈赫离婚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剧情更是一波三折。先是陈赫被曝离婚,一篇包含数个"对不起"的道歉书坐实离婚传闻。随后,陈赫被曝与张子萱出轨,很快便有媒体亮出"铁证",两人同回公寓热吻做饭的视频曝光,场面令人唏嘘,引发广大网民吐槽,纷纷指责两人互为"小三儿",婚内出轨。视频曝光后,陈赫迅速晒出了离婚协议,而张子萱则晒出了离婚诉讼流程单的网络截图。虽无过多文字说明,但     

民事纠纷 可选择人民调解

案例:70多岁的李大妈是一名企业退休职工。10年前,老伴去世后,李大妈就和女儿一起居住。李大妈的女儿患有精神疾病,不但不能照顾李大妈,还需要李大妈的照顾。考虑自己的年龄越来越大,照顾自己和女儿越来越力不从心,2013年年初,李大妈卖掉自己的房屋,将10余万元房款交给自己的侄女保管,她和女儿一起住进了侄女家。时间一长,李大妈和侄女产生了矛盾。2014年6月,李大妈的女儿去世,李大妈从侄女家搬出来住进了当地一所养老院。她想向侄女要回自己     

人工智能体的刑事风险及其归责

人工智能在推动人类社会智能化变革的同时,其不确定性(自动性)所衍生的侵害人类法益的刑事风险是亟待认真对待的"真问题",绝非凭空臆造、危言耸听的"伪问题".对人工智能体被滥用于实施犯罪的刑事风险,应根据现有刑事归责原理,按照具体行为方式以及主观罪过形式,分别追究人工智能体背后的算法设计者、产品制造者与使用者(管理者)故意或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对人工智能体脱离人类控制侵害法益的刑事风险,赋予人工智能体以刑事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论归责方案,存在持论依据及论证路径方面的诸多误区.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缺乏适宜性,应当借鉴"科技社会防卫论",通过建构保安处分机制,由司法机关在参考专业技术意见的基础上,对严重侵害人类利益的人工智能体适用以技术性危险消除措施为内容的对物保安处分,回避以刑罚规制人工智能体刑事风险必须具备可非难性的局限,进而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预留必要的法律空间.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探究

在依法治国的布局下党中央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重要职责和使命,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工作开展以来,暴露出案件数量少、质量低,诉讼范围过窄,调查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益诉讼职能,应有的放矢直击问题,从优化执法环境、扩大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建立多元化的诉讼启动机制,完善调查取证制度等方面着手。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保障

随着2017年10月《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的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审判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试点地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还存在着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对律师数量以及辩护质量等方面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我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试点地区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采取消除观念偏见、逐步增加律师资源数量、稳步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以及探索资金来源多层次化等保障措施来逐步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