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时期的陶渊明

颜延之、范泰和鲍照三位文学家都具有陶渊明情结。颜延之是陶学及陶渊明接受的第一人,《陶征士(?)》是陶学 的奠基之作。鲍照第一次发现了陶渊明的文学,并开辟了文学史上拟陶与和陶之风。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刘宋形神之辩与先秦道家

由佛教传播引起的形神之辩至刘宋时期向纵深发展。以慧琳、何承天为代表,神灭派析取先秦道家"道"本原论、气一元论思想,但虽然认为神也是气,而以形神为二,不能有效反驳形粗神妙观点。以宗炳、郑鲜之为代表,神不灭派以佛教神不灭论为基础,重点借用、改造先秦道家思想,发挥老庄等重神轻形思想来说明形神为异、形粗神妙。同时,神不灭派以先秦道家的本体论、本原论为范本,努力提高神的地位,使之逐步抽象化。双方的辩论提高了佛教本体论水平,也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     

刘宋儒学复兴与玄风淡化

刘宋儒学较之东晋有了较大恢复,社会地位上升,对文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逐渐加强,促使典丽风格在文学中成为主导,纠正了玄言文风不讲文采的缺陷。而玄、儒两种思想的交替,使当时的文人在思想上出现不适应,主体观念重新得到重视,文学抒情特质得到恢复,从而改变了玄言文风枯燥之病。在儒学的帮助下,刘宋文学摆脱玄风的笼罩,具有了自己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行旅诗研究

行旅诗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蔚为大观。作为一个独立的诗歌类别，行旅诗以其特有的成绩奠定了在魏晋南北朝诗歌史上的地位。本文以行旅诗为研究对象，从纵向上来考察其在魏晋南北朝各个阶段发展嬗变的过程。     

鲍照赋略论

鲍照是南朝刘宋时期赋作较有特色的作家,但历来对其诗的重视远远超过赋.鲍照赋仅存十篇,数量不多,但却和诗一样,都展现了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深深抒发了人生感慨.     

刘宋皇族之“本无术学”及其行为粗鄙化之表现

刘宋皇族出自寒门，在文化上与士族社会不同。刘裕“本无术学”，其为人“轻狡无行”，缺乏士族名士的风雅。其子孙虽有个别人趋于名士化，但大多依然如故，在学术上庸鄙粗陋，在行为上无视礼法，亵渎伦理。究其根源，正在于其寒门家风的延续。     

《世说新语》与佛教

《世说新语》产生的南朝刘宋时期,正是佛教从边缘文化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时候.其编纂者们大多崇信佛教,其所述人物,多与佛教关系密切,甚或直接为佛教僧侣.这些富有个性化的崇佛士人和佛教僧人的群像,艺术地再现了佛教在东晋时期的活动状况,对后来《僧传》的撰写,尤其是僧人形象的生动描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谢灵运之死——都是迷信家族政治基因惹的祸

正中国古代文人都有一种十分浓厚的入世情怀,他们不满足于只是吟诗弄画、寄情山水,内心深处有一种强烈的家国天下情结,一门心思想出将入相,在政治上建立一番功业,以达到拯救万民于水火的人生理想。这种想法的出发点当然是好的,然而,艺术和政治是两码事,一     

启文述源

启文于东汉出现 ,作为奏议文字长期存在于传统公文之中 ,齐梁时文体论者即在此一职能上认识启文体。而刘宋时启文内容发生显著变化 ,使之渐近于应用文之书牍类。启文的衍变过程 ,是其文学化的进程 ,也是文体蜕变和融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