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行业本真

如同玛雅人著名的2012预言一般，在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持续低迷的影响下，近年来高歌猛进的中国创投业迅速降温，募资、投资、退出等各方面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回报率节节下降、募资不畅、退出缓慢等问题不断加剧，令众多创投机构腹背受敌。     

部分省市国有创投企业实地调研与启示

上海国有创投企业与深圳、苏州、广东等创投公司基本上同时起步,但近年来实力差距拉大。碉研认为,上海应通过集团化发展整合现有的国有创投企业,建立上海科技金融集团,并通过机制创新,解决国资管理与市场化经营的冲突问题,使上海国有创投业成为服务上海科技创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抓手。     

财政补贴天使投资的是与非

此项扶持政策有没有挠到痒处?花费巨大的公共财政,能不能起到预期的效果?[城·事]2月1日,上海市制定实施了《上海市天使投资风险补偿管理暂行办法》,旨在通过对天使投资机构亏损进行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天使投资力度,营造鼓励创新创业氛围。根据该政策,天使机构投资的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创型企业,若投资失败,可各获得不超过投资额60%和30%的补偿。单项投资补偿不超过300万,单一机构年度补偿不超过600万。     

创投机构声誉、减持退出收益与公司业绩的影响效果——基于我国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创投机构声誉、减持退出行为收益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有创投参投的上市公司其经营业绩并未能明显优于无创投参投的上市公司,创投减持退出并未造成上市公司业绩显著下滑,创投机构减持行为与参投上市公司的业绩无显著关联;创投机构会发生聪明投资者的择时减持行为,借此获取超额减持收益;不同声誉创投机构退出行为的自我约束效力不同,高声誉创投机构减持退出行为更加理性。?更多还原     

赋权社区:居民自治的一种可行性路径——以湖北省公益创投大赛为个案

社区居民自治水平和自治能力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议题.以湖北公益创投实践活动为个案,引入赋权理论视角,讨论了社区建设困境及出路,认为社区“失权”是居民自治水平低下的主因,而随着制度、经济、技术与心理维度上外部赋权的介入,能够利用社区公益组织载体,有效激发社区自我赋权,从而提升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的能力.     

公益创投：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的模式探究

新时期我国社会改革的方向是“政社分开”,推动政府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对分离。大量经营性、中介性、操作性的事务从政府部门转移和分化出来,需要第三部门来承接以激发社会活力,这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环境和基础。近年来,市场、政府、社会协同机制下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构建也需要借助社会组织得以实现。而公益创投,是投资主体提供组织以资金,协同组织运作资金以达到扶持社会组织目的的新型培育模式。     

创新塑造创投专业力

尽管在中国实质性的成长只有十来年时间，创投这个舶来品却以其迅猛的发展与倍增的效益，迅速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经济不容忽视的助推力量。     

政府主导型公益创投模式下社会组织参与购买服务的实践研究——以昆山市为例

以昆山公益创投为例,指出当前参与购买服务的社会组织具有年轻化、成员构成多元等特征,主要为青少年、老年人群体提供适应与融合类服务。项目设计中,更加关注人与环境的和谐互动以及社会组织自身的成长与发展。服务活动类型多样,但原子化设计明显,评估注重过程而忽视结果。此外,前期需求评估、项目成员与服务对象的稳定性、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与支持力量都成为影响服务有效供给的重要因素。据此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政府应给予社会组织更多延续性支持,完善退出机制;作为承办主体的支持型社会组织需提供更多支持与监管;作为执行主体的服务型社会组织需改变认识,提升专业能力等。     

新兴经济国家高技术企业创投持股与创新绩效关系研究

创业投资机构作为一种创新中介机构,能够扩大企业创新搜索空间并降低创新搜索成本,因而对于新兴经济国家高技术企业创新具有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创新搜索理论,选取中国高技术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利用149家高技术企业调研数据对创投持股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创投持股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当企业管理者感知的产业增长较高时,为国外企业代理销售产品和服务时,以及企业向国外出口产品或服务时,创投持股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会降低.     

红岭创投：P2P网贷样本 构造小微企业一站式金融服务平台

目前,P2P（peer-to-peerlending）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呈现快速发展态势。这类公司依托互联网开展业务,收集借款人、出借人信息,评估借款人的抵押物或质押物,依靠网络平台对每笔资金的需求进行配对,并收取中介服务费。红岭创投就是P2P信贷服务中介行业中的领跑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