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变革六朝、铸造唐音

初唐文人的总的历史使命是清算六朝美学,摆脱其影响,从而建立起自己时代的审美理想和审美形态,这个过程是蝉蜕进而新生的过程,最终由陈子昂完成了这一使命。初唐美学精神主要是:人文主义精神、有为于世的进取精神等。初唐人的审美活动有着自己的特点,变革了汉魏古体,形成了独有的体格;变革了六朝风格,形成浑成的风调,构合为初唐美学的成就。     

论南宋“和清真词”现象——以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为核心

南宋词人推尊周邦彦的方式之一就是"和清真词",方千里、杨泽民、陈允平遍和清真全集更是词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三人的和词格律上恪遵原词,内容上和意为主,特色上各有千秋。在周词经典地位的生成过程中,"和清真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华回乡赋

壮哉,煌煌华夏,炜炜其盛,千年文明;盛哉,五十六族,和合一心,固统一邦。公为天下,本正源清,大道弥远,正大光明。烨烨回族,烁烁其华。初唐崛起,披荆斩棘,戴西域之孤月,餐风露宿,御中原之长风。驼峰度夕阳,大漠直孤烟。至元昌隆,擅水陆之便利,居城邑之津要,遍百余之县州,布万数之村镇。嗟夫,习     

论初唐歌行的文体特征与叙事艺术

初唐是歌行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它不仅代表了歌行的勃兴,而且标志着歌行的成熟。本文从题材选择、声律特征、叙事方法三方面对初唐歌行的文体特征和叙事艺术进行全面考察,以此证明初唐歌行的定型与成熟。     

论刘禹锡的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之关系

中唐诗人刘禹锡从顺宗贞元二十一年始任屯田员外郎,到文宗大和元年继任主客郎中,其间跨度达二十三年之久,这在唐代郎官中极其罕见,甚至对后期的郎官文化都产生了影响。刘禹锡三任郎官、四任刺史,长期的京城任职与刺史外放,对他的诗文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郎官经历与诗歌创作关系较为密切。具体而言,表现在诗歌中的郎官意识非常明显,其中的刘郎意象在中唐成为郎官的代名词,并在文士中流传广泛。郎官期间的诗歌创作主要反映了郎官悠闲精致的生活,游园与宴饮是最主要的两大主题。诗歌酬唱则成为其任职郎官期间的主要创作形式,在唱和形式和诗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新变,从而掀起了中唐唱和诗创作的一个高潮。     

试论唐末、宋初唱和诗风对西昆体的文化观照

以唐末宋初盛行的唱和诗风为着眼点,解析唐末宋初诗歌中不断强化的交际功能以及愈加盛行的创作竞巧意识和娱乐风习,通过多方位的文化考察,探讨西昆体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在此基础上,以沙里淘金的眼光和态度对西昆体的佳作给予挖掘,力求对之作以全面、公正、审慎的评价.     

初唐四杰赋篇目及分类探讨——兼论初唐赋分体发展的趋向

对初唐四杰赋的篇目归类,由于对诗、骚、赋文体界定的争论问题,一直不曾有明确的界定,时四杰赋篇目中的各体文体因子因而也很少人认真关注。四杰赋中几乎各体因子兼备,是汉晋以来初唐赋分体发展的一种新趋势。     

明清之际唱和词集与《花间》余波——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

唱和词集与词坛风会关系密切.明清之际唱和词集较多,文章仅限于明天启至清顺治年间,共有五部唱和词集.这五部唱和词集重小令,内容多绮艳,风格尚婉丽,表现出<花间>词风的特征,这与当时词坛<花间>余波仍旧盛行有关.明清之际,<花间>余波有起伏消长.<幽兰草>体现它高潮开始的标志,<唱和诗余>体现它的新变;而<遁渚唱和集>的黍离之悲,<随草诗余>的人生感怀,则体现出运渐背离<花间>词风的趋向.     

生活的留恋与心灵的放达——以白居易为中心的洛阳闲适诗人群

唐代中晚期,在洛阳形成了一个以白居易为中心、以致仕及分司官员为主体的专写闲适生活的诗人群体.他们退罢洛阳,不复关心时政,悠闲于山水园林,沉溺于声色宴饮,耽玩于彼此的交游,关注个体生命的适意.洛阳闲适文人诗酒唱和在文学史上被传为佳话,对当时及后来的文人学士的人生态度和诗学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     

十八世纪朝日文人的“文会”与 “文战”——以笔谈唱和集资料为中心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初,朝鲜王朝多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团,朝鲜通信使团成员与日本文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交流,其中又以18世纪最为突出.朝日文人的交流可从“文会”与“文战”两个方面来看.具体来说,朝日文人展开“文会”的目的在于“追求文趣”与“收集资讯”,而对“中华文化”与“自身文化”、“性理学”与“古学”的不同看法,则是双方进行“文战”的诱因.到了18世纪后期,日本文人认同与提高日本文化地位的意识不断高涨,也激发了日本文人与朝鲜文人展开文战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