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鸦片战争前银钱比价问题的一点思考

鸦片战争前的银贵钱贱产生于乾嘉之际，而鸦片输入引起的白银外流则是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后的事，银贵钱贱已持续了３０余年。因此，传统的所谓银贵钱贱是由于白银外流，而白银外流是由于鸦片大量输入的结论是错误的。钱价暴跌不在于银贵，而在于制钱本身。银钱比价不仅是两种货币之间的问题，而是有另外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鸦片输入只是加重了银贵程度，加速了中国货币危机的到来     

清政府制钱管制政策透视

清前期,清政府为实现银钱比价的稳定,对制钱的铸造和流通进行了严格的管制,这些管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制钱的平稳铸造和流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管制成本逐渐增加,管制逐渐不经济。     

生息银两与乾隆时期的通货膨胀

为了研究清代财政经济状况,主要依据<清实录>等官方资料,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文献分析方法,讨论了乾隆时期生息银两引发通货膨胀的原因、内在过程、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特点等问题.研究表明:乾隆时期投入市场的生息银两资金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远迈前代.其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货币金融与消费品流通领域,资金出路狭窄,在乾隆前期引发消费品需求激增;货币资金通量激增;白银通量增长大于制钱通量增长;在追逐"铸息"和"平抑钱价"的货币政策驱动下,酿成中后期"银贵钱贱"的通货膨胀局面.生息银两既促使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后者也对前者发生反作用:商人对"发商生息"库帑的态度会受到银钱比价变动影响,在通货膨胀严重时甚至拒贷帑银或拖欠库帑本息.乾隆时期通货膨胀虽严重,但制信誉较高钱依然,货币体系的完整性尚存.     

略论清代前期南疆的普尔制

清代前期,清政府在南疆铸行新普尔铜币。新普尔已经基本上属于内地制钱的体系,但又具有浓郁的民族性、地区性。为了推行普尔制,先后设立了叶尔羌、阿克苏、乌什三个铸币局,基本上满足了南疆地区货币流通的需要。这种普尔制虽然是一种封建剥削性质的货币制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符合与祖国内地统一的历史趋势,促进了南疆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的铸币骨干,有着不可否定的积极作用。     

清代前期北疆的制钱与铸局

清代前期,在北疆地区使用全国统一的制钱。为此,建立了专铸制钱的宝伊局。宝伊局的铸币与内地流入的制钱并用,基本上满足了北疆地区流通的需要。宝伊钱的特点是含铜量高于内地制钱而价值仅为南疆新普尔的1/5。由此,产生了私销改铸的弊端。这也是后来沙俄侵占伊犁时,大批搜括宝伊钱回国改铸的一个重要原因。     

18世纪广东米价上升趋势及其原因

18世纪广东与国内其它地区一样,出现了持续的米价和其它物价上升趋势,乾隆年间这一趋势更加明显。由于人口压力和当地人经济选择所导致的粮食生产成本提高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米价上升的另一原因在于外国银元大量流入和本省铸钱趋于正常而造成的货币流通量增加。     

清代河州度量衡制钱地亩计算单位及方法

清代河州地区的度量衡、制钱、地亩计算单位及方法与内地并不完全一致,如清代河州地区既使用"仓石"仓斗"仓升",又流行当地的"市石"市斗"市升"。在制钱方面,河州地区也有自己的一套比值,与内地的制钱比值并行不紊。除此之外,清代河州地区地亩计算大多是以下籽量的多少为单位,而不是以"亩"为单位。     

试论清代新疆铜钱

从靖统一新疆到新疆建省，实行南疆通行红钱北疆通行制钱的双轨制，这既是政治上分区治理政策的需要，又有民俗物情的实际考虑。建省后以红钱统一新疆币制，则是全省行政制度统一的必然结果。     

顺治朝制钱管理政策考略

制钱的铸造和流通是古代政权得以存在和维系的重要标志和条件,深受国家的重视,清朝亦不例外。顺治朝铜钱管理政策大略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对制钱铸造事宜的监理,如设官督理钱法、派遣钦差监督地方鼓铸、厘定各省局铸钱本息奏销之例、制定相应惩处措施等;一是清廷对制钱流通事宜的管理,主要集中在古钱、伪钱和私铸三个问题上,虽然朝廷制定较为严厉的惩罚办法和相对完善的预防举措,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清乾隆年间制钱的流通与政府应对

作为清代前期唯一的铸币,制钱联系并促进着各种经济要素之间的缓慢流动。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商品经济发展和白银流入流出的影响,制钱体系开始步入危机,虽然清官府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但并不能阻挡货币体系的发展脚步,制钱体系走到了历史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