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透了甲午,我们的民族才能进步

正——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槃,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灾难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在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     

南齐的天下秩序与东亚地区的政治运作

相较于晋、宋,南齐的天下构想更侧重于承认现实政治格局。就东亚区域而言,南齐通过除授周边君长以官、爵而建立的政治秩序对各政权具有约束力。百济借南齐天下秩序阻扰了倭人主导半岛南部的战略意图,排斥了倭人豪族的在朝势力,同时还以"内属"的方式整合百济内部豪族、王族、汉人流民等诸种势力,成功重构了政权,这正表明南齐天下秩序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内涵。天下秩序之公共性的彰显正是南齐的时代特征之一。     

论高拱的治粤方略

明代嘉、隆时期,广东地区有司不良,贪贿成风,倭寇侵扰,海盗猖獗,社会动荡不安.为扭转这一局势,高拱于隆庆四年执政后,大力推行选贤任能,内外兼治,军政配合,剿倭除盗的治粤方略,并取得了"岭寇底宁"之效.对此,明清政治家和史学家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古代日中关系史上的问题点──以隋、唐、渤海的交流为中心

本文是日本大阪府立女子大学校长、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文学博士上田正昭先生，在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２日我校举行的西北大学授予上田正昭先生名誉教授仪式上所作的学术报告的讲演稿。他在报告中，对古代日中关系的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见解，令学术界耳目一新。他强调指出，古代日中关系是极其和平和友好的。但遣唐外交并不是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展开的，而是在极其紧张和对立的复杂环境下进行的。同时，他还指出在遣唐外交的背后，还存在着日本和渤海国之间的交流关系。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倭玛亚王朝与唐朝争夺中亚的战争

7世纪下半叶,倭玛亚王朝建立,开始向中亚地区发起进攻,打响了阿拉伯人、唐朝中国人逐鹿中亚的战争.在争夺战争中,阿拉伯人以吐火罗斯坦为基地,逐渐向北、向东推进,占领了河中地区、花刺子模绿洲、费尔干纳盆地和锡尔河以北的西突厥游牧之地,全面取得了对中亚地区的统治权.8世纪下半叶,唐朝因国内发生动乱,无力西顾,最终退出了在中亚的角逐.     

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与万历朝鲜战争

《明史·王锡爵传》中对于王锡爵在万历朝鲜战争中的具体行迹只字未提。那么,当战争发生时,作为内阁首辅的王锡爵是否参与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又发挥了哪些作用？通过对援朝御倭文献中王锡爵行迹的考察,可以发现他在援救朝鲜决策、保护前线将帅并疏导二人之间矛盾、确定明日议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均发挥了核心作用;在关于朝鲜御倭事务、北边事务等方面,王锡爵也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深刻认识。     

东汉以前“倭”涵义变迁略考——试析《山海经》《论衡》《汉书》对“倭”的不同理解

《山海经》《论衡》《汉书》是最早记载"倭"的古籍,这三部古籍对"倭"的记载虽然简略,却蕴含着中国古代先民对"倭"的原始理解与认识过程,因此这三部古籍也作为考察"倭"起源的基本文献。通过对这三部基本文献中的"倭"记载,能够得出东汉以前我国先民对"倭"认识上的变迁轨迹,即从刘向父子编校的《山海经》中考证"倭"是成熟于西汉中晚期的抽象地理概念,从王充的《论衡》中考证"倭"是指代"东夷"的抽象族别概念,从班固、班昭的《汉书》中考证"倭"是在历史的基础上略有文学形象的"九夷"之一。     

从国号的变更看古代日本的华夷意识

当今日本人常自称为日本或大和民族,但在古文献中,往往自称为"倭国"或"大倭".日本人是从何时开始,出于什么目的改国号为日本的?基于此点,探讨日本国号的形成与其国内"华夷意识"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