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代词人的曲创作及其文学史价值

金院本的声曲以及北方时曲的流行,加上各种说唱曲艺为民众所欢迎,使得最初形态的“北曲”———金人曲逐渐登上文学史的舞台。在此语境下,全真道士为达到传道布教的目的,十分看重词曲的通俗性,从而使全真词不但向诸宫调等说唱性曲艺靠拢,也使词最终走向了代言体的戏曲。同时,全真道士还对词曲进行了改造,或将旧词牌改为新词牌,或新创词牌,从而成为词曲演变的津梁。迨至金末,以元好问为首的词人也主动接受曲体而创作曲文学,在金曲曲调入元而为元曲曲调的6种代表样式中,均能见出赵秉文、元好问、杜仁杰等金代词家的重要贡献。故金源词家之于元曲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功不可没。     

南方地方腔调的活跃与传奇“原生”的民间版本考证

入明以来,南北曲的盛衰更替发生着明显的变化.起源于南方民间的南戏逐渐进入了文人的生活视野,南戏声腔在南方得到了广泛的遗存,并得到文人的恣情改编,同时在福建、浙江等区域发生着集中的流变.尽管文人骨子里瞧不起这些来源于民间的淫词艳曲,但南戏的蓬勃发展使得文人对戏曲的评价标准悄悄地发生变化.     

王九思《杜甫游春》：志士品格·诗人情怀·曲家本色。

明代文学家王九思的杂剧创作以《杜甫游春》最为有名。此剧情节简单,时代感强,是王九思以失意文人士大夫的视角来关照现实政治、抒发满腹不平的抒情诗剧,是明代杂剧走向案头化的开始和标志。本剧继承标准的北曲一本四折形式,以豪放泼辣的曲风,和康海《中山狼》一起完成了北杂剧的光荣终结,开启了杂剧文人化、抒情化、案头化的流变方向。     

作法律人 先须律己

元代著名曲学家、曲作家周德清的曲学名著《中原音韵》中的曲论部分《作词十法》，首次对北曲文辞创作的要领、规律、禁忌、法则等进行研究，其观点多发前人所未发，被时人及后人悬为定例。然而他本人的曲作却不能完全达到他自己提出的作曲要求和标准。这表现了他的曲论的某些局限性，以及他分别作为曲论家和曲作家时客观和主观的差异，也体现了当时文坛的风尚。     

智拔路桩

1938年的冬天,日本鬼子占领了我的家乡。我是河北曲周县车庄村人,其时正在冀南区第三专署从事抗日工作。第二年春天,我回到车庄村老家,听说村子附近有日本鬼子活动,就想知道他们要干什么。这天,正巧大言寨唱戏,我便化装成农民,与乡亲们一起去看戏,打算顺便摸摸情况。走到半路上     

关于“赚”与“套”之关系的重要资料考辨及其他

周密《癸辛杂识》中保存着一条关于“唱赚”的重要资料,由该条资料可知“赚”作为“套曲”体,是以“套”记数的,元曲中“套数”的称名与之有直接关系。无论南曲、北曲,其“套数”都是对“赚”体的直接借用。     

旧话重说:散曲的流变及体式特征

关于曲的体式结构、元明散曲的发展阶段,以及明代南北曲的演化等诸多问题,学界以往论述有诸多不实之处,本文在作者以往论著的基础上再次进行了简要梳理。     

明代山右散曲四家考论

明代山右散曲四家之中 ,常伦和刘良臣较为突出 ,常氏散曲可分为“言情”、“慕仙向道”、“诗酒风流”、“鄙弃功名”、“寄寓抒怀”五大类。五类之中 ,“慕仙向道”和“诗酒风流”类以表层的轻松写深层的痛楚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中叶失意士大夫的复杂心态。“寄寓抒怀”类则写得朦胧、迷离 ,有一定的审美价值 ,整体上看 ,常伦的散曲呈现出“豪放飘逸”的风格 ,在明代北派散曲中 ,占据着重要的一席 ,差可与冯海浮、康对山等大家比肩。刘氏散曲 ,则以描写田园生活的作品最为突出 ,不仅弥补了散曲流派中“田园”一派的空白 ,而且具有相当的艺术成就 ,理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另外两家 ,杨杰写“闺情” ,宁斋写“歌颂” ,题材、思想、表现均流于“时尚” ,未足深论。仅宁斋《元夜》曲 ,描写当时元夜民俗曲艺活动 ,对民俗、戏曲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荔镜记》上栏“新增北曲正音”研究

《荔镜记》上栏收录了55支曲子,题为“新增北曲”,但是由这些曲子在曲选、小说中收录的情况来看,并非都是北曲,而是南北曲兼收。这些曲子无论是内容还是曲牌皆与弦索弹唱关系密切。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明代嘉靖前后潮泉一带的曲唱情况——以思忆、喜庆为主的曲唱内容和剧曲以散曲形式传播、散曲在流传过程中偷入戏丈的曲唱环境。     

"北叶《中原》,南遵《洪武》"辨析

“北叶《中原》,南遵《洪武》”之说是戏曲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命题,明代以来对这一命题的误解主要集中在曲读层面。实际上该命题可分为曲读和曲唱两个层面进行讨论,就曲读而言,无论北曲南曲,皆叶《中原》;就曲唱而言,北曲叶《中原》,南曲遵《洪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