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试论抗战期间日本在华东沦陷区的奴化教育--以伪中央大学为个案研究

汪精卫等汉奸投敌卖国后 ,南京成为汪伪政权的巢穴。几个月以后 ,伪中央大学 (又称南京中央大学 )也随之建立 ,称之为“复校”。试从汪伪中央大学的建立、院系设置、课程编制、教师和学生状况等几个方面作一些论述 ,从中看到日伪奴化教育的本质。同时 ,也论述了广大爱国师生反对奴化教育的运动。     

真理的战士——悼魏巍同志

怎甘做沦陷区的顺民?十七岁投入反俊略的生死搏斗。延安的太阳明亮了双眼，斗争的熔炉把钢铁炼就。当风尘仆仆跨进新中国门坎，旧军装已成了拒腐蚀的甲宵。没在新中国的花园里悠游，雄赳赵总挑战浪尖风口。穿校在朝鲜胃烟的战壕，体察着英雄们的行为、感受，一曲“谁是最可爱的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军事进攻重点的转移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日本侵略者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已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共产党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本文则指出，华北日军对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到１９４０年８月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

在华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贫雇农在党的阶级等级序列中的至上地位,贫农团成为“土改”期间村庄社区的最高权力组织;由于贫雇农内部的等级区分和利益争夺,贫农团又形成了狭隘、封闭的权力性格,成为村庄秩序和道德的破坏力量,并促使“土改”领导者对其加以限制和取消,贫农团也因此最终退出村庄政治舞台。     

紫竹院公园：“华北第一竹园”

“紫竹院”本是明代的一座庙宇，为“万寿寺”之下院。院后是源于玉泉山翁山泊的古河道一南长河。清乾隆年间疏通河道，整修苏州水街，因庙中供奉观音，遂改名为“紫竹禅院”。后为便于帝后在此乘船途中休憩，在院之西侧增修行宫，隶属内务部管辖。清光绪十一年重修，改名为“福荫紫竹院”。海淀区政府1992年公布其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北平沦陷时期翻译状况初探

1937-1945年北平沦陷时期,译事活动并未停滞,单行本或合集形式的译著陆续零星面世,各类报纸杂志更是普遍开设译作栏目。政治局势、译介载体性质以及译者个人文化立场、艺术趣味之间的复杂交织,使该时期的译事面貌呈现出很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官办杂志《中国文艺》译作风格多元化的努力背后,折射出本土知识分子疏离日伪政治、秉承"五四"新文学旨趣的独立姿态。     

“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

得益于《大同报》与《新满洲》的长篇小说征文而有所谓“发荣”的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定型于征文所倡导的中心意识及获奖作品的导向意义，其“滋长”之意亦运行在日本及“伪满洲国”所限定的文学轨道上，只有极少数作品与之保持距离，这使得东北沦陷区长篇小说大多具有浓烈的殖民意味。只有极少数作品反映了一代青年的时代症候，令人感到“伪满洲国”众多青年精神上无所依托，时时处于一种令人绝望的孤独与幻灭感中。这一“发荣”之象与“滋长”之意使得东北沦陷区的绝大部分长篇小说成为文化伪劣品（甚或剧毒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只有极个别作品显示出一定的文学史意义。这也是由东北沦陷区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所决定的。     

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

明清时期,华北内陆地区涌现了数量众多的工商业市镇,其发展则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作者以1905—1937年间驻马店、漯河、道口、清化、周村等重要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全面抗战初期日军对沦陷区的佛教“宣抚”研究——以杭州日华佛教会为个案

抗日战争时期,侵华日军利用佛教对沦陷区民众进行“宣抚”的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为学者们所关注。杭州被誉为东南佛国,自古以来佛教昌盛。与其他地区的日军随军僧广开宗派进行佛教“宣抚”不同,侵杭日军随军僧虽然也办有分宗,但规模较小,而真正充当“宣抚班”之一的是主动附逆的杭州日华佛教会。该会由不良僧人成元、隆定担任会长,逼迫杭城各寺庙入会,接受日军管理;办理日语学校、难民收容所,假行慈善活动;改造大乘佛教教义,为侵略者招魂,对杭城民众进行佛教“宣抚”。杭州日华佛教会这一个案表明,侵华日军对沦陷区佛教“宣抚”的真相是利用大乘佛教教义和措施消弭沦陷区民众的民族认同和抵抗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