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丘濬民族思想蠡测——以《大学衍义补》为中心的考察分析

丘濬为明代鸿儒之一,乃理学之名臣。《大学衍义补》为其毕生著述中最倾心之作。“内夏外夷”与“防夷乱夏”构成了丘濬“夷夏之辨”的限阈格局与核心观点。其民族治理政策突出表现为以“民族自治”为主的德化慎远之策和以“怀柔招抚”为主的朝贡体系建构。“和守兼备”“安危并济”式的“御夷”原则加之“屯戍息民”与“攻伐七策论”共同形成丘濬对待“四夷”民族的安边之法。丘濬的民族思想具有“夷夏之防”与“华夷一体”的两大鲜明特征。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     

多元一体：先秦、秦汉蛮夷族群关系认同演变

先秦、秦汉时期的中原政权对周边蛮夷族群采取过多种政治举措,并以此建构了完善的服制体系,从中透示出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蛮夷首领称谓早期多不固定,战国时秦王以专有的诸侯名号来称谓蛮夷首领,以期在法理上巩固自己“天下共主”的地位。秦汉边郡蛮夷聚居区的蛮夷长可控制各自蛮夷邑中的夷民,而普通夷民除服从蛮夷长管理外,还需作为国家编户从事田地耕作。随着华夷关系的现实变化,“五服”体系产生了外围要、荒两服向内部圈层迁移和中央圈层向外部延伸的双向变动,这一过程导致蛮夷在“五服”中的政治地理位置逐渐固定化。政治称谓、基层治理、意识建构三个层面共同反映出早期华夷间的民族融合态势及其演变过程。     

对先秦儒家"礼别华夷"的解读

先秦儒家强调"礼别华夷",以文化区分"我者"与"他者",用"夏礼"则夏视之,用"夷礼"则夷视之,血统如何在所不论.先秦儒家认为人之天性与禽兽没有本质差别,全赖圣人教之以礼方得以为人."礼别人禽",以夫妇之礼作为人与禽兽的起码分界,不论华夷、有违反最起码的夫妇之礼的行为者,即视为禽兽之行.先秦儒家十分强调礼仪的外在形式,把是否遵循"夏礼"的礼仪形式作为别华夷的最起码的标准,不仅如此,在是否践行"礼"的精神以别华夷方面,于华于夷都使用同一个标准,对诸夏之国并不宽贷.先秦儒家主张"有教无类","用夏变夷"而绝不能"变于夷",既体现了民族观的开明方面,又反映出贱视夷狄文化的文化优越感,但先秦儒家不得"变于夷"的主张是无法完全阻断华夷文化的相互交融的.     

"一统"与"统一"——试论中国传统"华夷"观念之演变

"华夷之辨"为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搭建了桥梁.古代中国正是在"华夷之辨"的过程中实现了诸民族间的融合,并最终形成近代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本文立意不仅在于阐释华夷观念之演变在推动中国从"天下一统"向近代多民族国家统一过程中所曾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而且在于借此为中国近代国家的形成提供一种阐释模式.     

晚清提倡船山思想的民族主义的解读

船山的"华夷"观念及其民族主义思想显然是反清的,尤其是他的"三义说"更是与清统治者提倡的"君臣之义"高于"华夷之辨"之说相对立;晚清曾氏兄弟提倡船山思想,人们大都从"抑制异教之说"、维护儒学正统的角度来解读;事实上,考察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民族主义复活,满汉关系的调整,以及主权危机下"华夷之辨"与"君臣大义"的关系的变化,民族主义思想才是船山思想被重新挖掘的根本原因。     

论“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地位

由秦始皇初步拓展,由汉武帝及子孙最终奠定的"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曾对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起到过主导作用。虽然自三国以降,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在底定中国疆域的最后几轮冲刺表演中,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看客,而中原地域则经常成为表演舞台提供者,但诞生于该板块上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念、华夷同源谱系等,不仅为华夏族群与夷狄族群所认同,而且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进而成为统一古代中国的思想武器。     

从“前近代”到“近代”:对东亚问题的长线思考——读《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

韩东育教授的新作——《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一书(下略称韩著,引用时只标注章节或页码),作为《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一,该书已于2009年11月由台湾大学出版中心出版。在这部积十年之功撰就的著作中,作者前近代与近代两相观照的视角,不但使研究结论贴近了历史固有的事实和逻辑,其寓国际关系于思想史研究的作业,还给相关领域的研究赋予了新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舆图上的“天下观”与“华夷秩序”——以传世宋代舆图为考察重点

古之舆图,并非一些看似简单的线条、符号的拼缀,而是时人表述其所认知的政治空间、地理空间和文化空间的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在中国古代对世界地理空间的认知中,由“华”与“夷”构成的“天下”作为最大的空间单位,它在地图上主要以“禹迹”图和“华夷”图两个主要的系列传承发展,平面展开则以华夏核心区域为中心而逐渐延展,凸显的是以“天朝上国”为中心的天下.相对于中心的四夷部分,其范围是模糊而不确定的,它可以到人们认识或想象的边缘地带.地图绘制中详近略远、重中心轻边缘,或者对未知地域空而不绘的处理方法,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古代地图的绘制还是以客观认知的地理范围为基础由近及远不断延展,但对“华夏”之外“四夷”部分的处理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魏源的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１９世纪中叶是中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代，是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中华民族走向亡国灭种的水深火热时代。“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时代的中心问题。积弱积病的中国如何摆脱厄运，走向富强，就成了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魏源，这个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先行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中国向何处”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所折射的是中西交汇之流、古今贯通之道。尽管其哲学思想在不少方面固守着传统的迂阔，但更多的是散发着近代的气息，成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先导。“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