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国与南越国关系探析

骆越国雄踞于南越国的西南部.南越国对骆越国的统治是松散的,骆越国有较强的独立性,骆越国是南越国的国中之国.南越国推行“和辑百越”的民族政策,汉人入乡随俗,鼓励汉越通婚,对越俗革陋鼎新,吸收越人参政,允许越人自治,融洽了民族关系.骆越国在先秦时期呈现明显的骆越文化特征,但在南越国时期,由于汉越文化涵化,汉文化元素增多.     

南越国服饰艺术初探

本文对南越国相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以及前辈学者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分析,对这一时期岭南越人的服饰文化问题做了简要论述,试图勾勒出南越国服饰艺术的主要特点及文化特征.     

汉初楚籍功臣对南越国政策浅析

西汉初年,一大批来自楚国故地的政治人物登上历史舞台,对西汉王朝早期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赵佗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楚人功臣集团继承祖先"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谨慎处理与南越国的关系,为西汉初期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自己的历史贡献。     

吕氏集团对汉初岭南政策的两次调整

关于吕氏集团执政期间汉朝与南越国的矛盾冲突,传统研究多集中于吕后及其称制时期,而忽视了对事件整体性的把握,即未从吕氏集团执政的全过程加以审视。事实上,吕氏集团对南越国的政策存在两次重要调整,一是吕后时期从怀柔转向对抗,二是"诸吕"时期从南征转为罢兵。吕氏集团的第一次调整只是对原有政策的过激推行,第二次调整则可能是缓和双方关系的一种尝试。但前者不顾客观现实而冒险行事,后者缺乏后续措施而加剧了危机。因此,虽然吕氏集团的两次政策调整均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但其冒进与盲动的行为只能导致汉朝南部藩属体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     

历史版图中的中国和越南

在历史的版图上,中国之于越南有着纠葛缠绕的血脉渊源,其间的关联甚至可以追溯到秦皇汉武时代。中国对越南的影响无微不至,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字,抑或风俗习惯,以至于到了越南,你会以为这只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普通省份。千年故土,千年属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挟横扫六合的余威征服了岭南地区,包括越南在内的岭南地区被划进了大秦的版图。     

"雄王"、"雒王"之"雄"、"雒"考辨——从南越"雄鸡"木简谈起

有学者认为,《旧唐书》等文献中的"雄王"是从《水经注》中的"雒王"讹变而来,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本文通过文献学和语言学的分析,认为2005年初广州出土南越木简中"雄鸡"简反映的命名特点与交趾地区"厥气惟雄"的风俗不仅地域上同在南越国境内,而且时代相同,应有紧密联系.南越木简的发现表明,《旧唐书》等文献中"雄王"的写法是正确的.     

史定何时任南越国揭阳县令

清《揭阳县志》载 :“史定 ,秦时人 ,仕南越 ,为揭阳令。元鼎六年 ,汉兵下番禺 ,定决计属汉 ,武帝嘉之 ,封安道侯 ,邑六百户 ,子当时袭侯爵 ,子孙遂家于揭阳 ,祀名宦。”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载 :“苍梧王赵光者 ,越王同姓 ,闻汉兵至 ,及越揭阳令定属汉。”从《揭阳县志》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 ,史定在元鼎六年 (公元前 1 1 1年 )以前 ,已经是揭阳县令了 ,但具体的时间不明 ;而据《史记》的记载 ,也能知道史定在“楼船将军杨仆进入南越地时 (元鼎六年即公元前 1 1 1年冬 )已是揭阳令”了。那么 ,史定到底何时任南越国的揭阳县令 ?…     

广东与广西的“广”指哪里

中国的省份很有意思,河南河北的“河”指黄河,湖南湖北的“湖”指洞庭湖,山东山西的“山”指太行山,那么广东广西的“广”指什么呢?原来这个“广”指的是梧州市。可是以梧州区分东西两省,为什么会得名广东广西呢?这个故事就要从西汉武帝平定南越说起了。大秦统一六国之后,公元219年,秦派出大将南征百越,“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当时设立桂林郡、象郡,并没有广东或者广西这样的地理概念。秦灭之后,大将赵佗派兵据守各路隘口,独霸岭南,自此建立南越国与中原朝廷分庭抗礼。     

城市核心区的考古遗产——广州南越国遗迹的保护与展示实践

考古遗产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一座城市来说,考古遗产是城市发展的记忆,是其历史文化内涵的重要体现。南越国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和南越国木构水闸遗址,是考古发现最重要的南越国遗迹,是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精华,也是广州最重要的考古遗产。南越国遗迹发现于城市建设过程中,发掘后在原址保护并展示,既展现了广州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也成为现代化广州重要的历史文化座标。     

“南越侵盗长沙”辨析

"南越侵盗长沙"是西汉高后七年九月(公元前181年9月)发生影响深远的军事、政治事件,波及南越国、长沙国和西汉帝国。本文基于《史记》、《汉书》、《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和散见于其他史书记载以及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这一事件做深入考究和辨析,理清了战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经过,对战争爆发原因和战果进行了充分的论述。并对《史记·南越列传》和《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关于"南越侵盗长沙"的个别记载进行辨析,提出新的观点和补正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