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中国“生生”美学

本文从跨文化对话的视角,在文化类型说的基础上,分析欧陆现象学之生态美学、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之得失。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生生"美学,作为当代生态美学之一翼。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环境美学逐步介绍到中国,影响深远。在当代生态美学发展中,"生态"与"环境"之争持续多年,中西美学由此得到对话与交流,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之"原生性"特点也由此得以突显。由此深化了产生于《周易》的"生生美学"之"生命的创生"的丰富内涵。本文阐释了"生生美学"所特具的"天人合一""阴阳相生""太极图式"与"线性艺术"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其特有的道德理性与知白守黑的逻辑特性。"生生美学"特别体现在各种中国传统艺术之中,表现于意境、筋血骨肉、琴德、气韵生动、虚拟表演、因借与吉祥安康等传统艺术范畴之中。     

艰难的文化突围——论新时期小说的方言写作

由于方言的原生性、随意性与非规范性,方言写作不得不牺牲文学的共性或可通约性,以及方言自身的意趣.新时期不少小说家基于自己的文化立场和语言自觉,在方言写作方面进行了很多富有成效的探索,试图在某种意义上实现悖论下的突围,使得新时期小说中的方言创作不仅表现为一次回归,更意味着一种超越和突破.但同时也是无奈的妥协.     

关于徽州古村落保护的若干问题

徽州古村落保护的实质在于维持古村落文化的原生性与整体性，保护的关键在于处理好以徽州古村落为焦点的两对基本矛盾。其保护的基本理念为：分级保护、科学规划，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并重，“保”与“破”有机统一。其保护的重点内容为：自然生态保护，建筑遗产保护，历史文脉保护，人口与社会保护。     

论转型国家金融自由化的不稳定因素——以俄罗斯为例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大多数转型国家都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 ,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也引发了种种不稳定因素 ,危及了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文章着重分析转型国家金融自由化改革中的不稳定因素 ,并将其分解为原生性和衍生性不稳定因素两个方面。文章选取俄罗斯进行了实证分析 ,指出俄罗斯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孕育了 1998年的金融危机和目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关于消除基本单位普查现场登记原生性误差的研究

由于基本单位普查对象比较多,普查单位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在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法人单位基本情况表》、《产业活动基本情况表》和《个体单位基本情况表》的现场登记过程中原生性误差再所难免。为彻底消除现场登记原生性误差,提高基本单位普查的数据质量,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对消除全省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现场登记原生性误差进行了总结性研究。     

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中国叙事时间的还原研究

作为人类经验的时间 ,是叙事作品不可或缺的因素。本文从中国叙事作品中最常见的时间表述形态入手 ,以大量的资料探讨了时间表述形态的文化密码、叙事元始的时间整体性、叙事元始的时间表现形态 ,以及叙事时间与历史时间、时间顺序和预叙的文化意蕴、时间幻化与翻过一面看人生、时间人文化和独特的时间刻度的选择、时态非原生性及其功能等方面的问题 ,揭示出中国独有的叙事时间体系 ,以及形成这种体系的深刻的民族历史文化渊源     

中日关系的大格局

正是美国在东亚的存在,造成了日本的膨胀和邻国对日本走向的担心。分裂的亚洲正在出现“棘轮效应”,分裂日久,猜忌日生,冲突日多。中日两国的冲突乃是原生性的,是大陆中国走向海洋、崛起为世界大国与日本既有的海洋大国梦想的冲突。这种冲突是伴随着中日两国的国势和国力地位的变化而衍生的。     

决策责任、原生性认知、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基于模拟试验的证据

关于决策责任与恶性增资行为的关系,学术界一直没有统一的观点,归纳起来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研究结论:一是对决策失败负有责任的管理者有显著的恶性增资倾向;二是对决策失败不负有责任的管理者也有显著的恶性增资倾向;三是没有发现决策责任与恶性增资倾向的显著关系.本文将决策责任、原生性认知和资本预算项目恶性增资三者放在同一研究框架内,在我国文化背景下,运用模拟实验方法,考察了决策责任对管理者投资选择(放弃投资还是恶性增资)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决策责任并不是导致管理者恶性增资的直接原因,它是通过影响管理者对项目的原生性认知而间接影响管理者的投资选择的.与管理者恶性增资行为直接相关的是管理者对项目的原生性认知.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当决策责任与原生性认知高度相关时,它与管理者的投资选择行为也密切相关.此时,通过更换对决策失败负责的管理者,可降低决策责任,达到抑制恶性增资的目的.本文的另一个研究结论是,对项目有较强的原生性认知是导致管理者恶性增资的根本原因.因此企业可在项目初始决策时,用制度性措施促使管理者多预见项目的风险,以降低管理者的原生性认知,可达到预防恶性增资发生的目的.本文的结果还表明,加大失调认知.可改变原生性认知与失调认知的权衡关系,抑制恶性增资的进一步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