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哈琴反讽美学的元现代性

加拿大当代文艺理论家琳达·哈琴以其独特的反讽理论迥然有别于历史上的反讽理论,也不同于同时期的后现代反讽观。她将反讽同后现代政治结合在一起,并试图改变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解构性内核,在“后现代之后”的文化语境中重建具有张力和建设性的文化理论。正是在这一点上,哈琴的反讽政治美学同元现代主义理论有了诸多的相通之处,可以共同迎接“后现代之后”文学理论及文化理论发展的重大挑战。     

《叛徒》的反讽艺术

2016年布克奖获奖小说《叛徒》巧妙运用反讽手法,揭示当代美国社会依旧严峻的种族问题。反讽构织成了小说情节之外的另一个结构网络：修辞反讽渗透进小说的语言,构成了小说的肌理;标题的反讽、情景的反讽、语调的反讽建构了小说完整的结构框架;互文反讽则引入历史的维度作为参照,增强了小说的批判性。在《叛徒》中,反讽不仅是修辞手段,也是哲学思想和生活态度,它暗含严肃的批判精神和对未来世界的美好愿景,已成为小说本身的内在品质。     

从“消灭”到“创造”：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倒转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思想的关联越来越为学界关注,这为我们进一步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来源以及理解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契机提供了新视角。就此而言,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面对启蒙思想对世界的祛魅,德国浪漫派希图借助反讽思想来重新为人唤回精神和神性,但因反讽思想的内在矛盾而陷入了理论困境。在继承黑格尔改造德国浪漫派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取消了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绝对精神,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了反讽思想从否定性的“消灭”向肯定性的“创造”的倒转,不但化解了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理论困境,而且为反讽思想的现实化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积极的革命力量。     

悖论与反讽——论《金瓶梅》的讽刺手法与非主观性特质

与其暴露明朝中后期黑暗现实的写实内容相对应 ,《金瓶梅》具有强烈讽刺效果且呈怪异性。作者运用悖论、反讽等讽刺手法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把人物众生相本质暴露无遗。同时 ,与悖论 -反讽文本相关连 ,作品呈现非主观性特质     

喜剧因素与悲剧因素的互渗——铁凝小说的风格特征之一

悲喜剧因素的互渗是铁凝小说的风格特征之一。这与铁凝对幽默的独特理解有密切关系。她主要通过反讽和荒诞手法制造喜剧性效果,但在喜剧的背后却渗透着强烈的悲剧性。因此,喜剧品格和悲剧精神在铁凝小说中实现了统一。这包含了铁凝对生活本质的认识,更重要的是标志着铁凝对喜剧观念的重大突破。     

无声胜有声——"细读"波特的《老人》和《他》

波特的《老人》和《他》两个中短篇故事充分揭示了语言与人物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言语的人物不仅书写自己的身份,还构建语言来书写他人,通过书写他人来表达自己主观理想化的身份观和现实观,颠覆他人形象以衬托自己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布鲁克斯的"细读法"有助于读者明白波特的无声世界为何有声有色,无语人物又为何有血有肉。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论罗蒂的“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

罗蒂（1931-2007）,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对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进行了批判,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他认为,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基督教神学对普遍人性的探讨是陷入误区,却又构想了一个将个人创造和社会正义弥合的乌托邦：“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提出一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的可能性：在这个乌托邦中,反讽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普遍性。”罗蒂分析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是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如哈贝马斯等人;一类是主张自我创造的,如尼采和福柯。罗蒂试图调和二者,“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就是他的理想人格追求。     

穆旦诗歌语言反讽特征论

反讽既是一种修辞手段,也意味着一种思维方式和一种世界观。不同层面的反讽给穆旦诗歌语言带来了不同的形态:修辞反讽形成了所言非所指的语言形态;浪漫反讽形成了含混多义的语言形态;新批评反讽与后现代反讽则形成了穆旦诗歌语言知性特色。穆旦对反讽这种现代诗歌语言形式的借鉴与创造,从创作而言,生发出诗歌内部的矛盾张力,丰富了诗歌的外在语言形式;从哲学层面来说,使中国新诗在现代性的构置上与西方最前卫的现代派诗歌形成了对接。     

《羊的门》的家族神话与悲剧性反讽--陷落的乌托邦

本从社会心理学与神话原型批评视角，分析李佩甫的长篇小说《羊的门》的家族神话和象征性隐喻。阐释本在结构上的家族神话原型模式，形象上由权力意志带来的心理角色置换以及终极价值指向上的悲剧性的反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