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澄海方言音系记略

本文首次对潮汕方言中的澄海话的语音系统作了描写研究，总结了澄海话的语音特征，并将其与汕头市音、潮州府城音作了比较；最后还根据其内部差异把澄海话划分为四个小片。     

制约汉语方向性变调的节律因素

汉语方向性连读变调受节律条件制约,是节律结构的实现方式。汉语实现节律重音的方式主要是增强时长和凸显音高。声调通过在调素、调型、调域等方面的调整来满足节律结构的要求。左凸显结构和右凸显结构方言点中默认的无标记性变调模式分别是右向变调和左向变调,部分声调组合选择标记性变调模式是由于无标记性变调模式生成的表层形式无法实现特定的节律结构。     

武安方言连读变调中的轻声

武安方言中的轻声可分为语法性轻声和词汇性轻声两大类。轻声的超音段音值特征表现为轻短的弱化音节,但在连调中有调域较窄的三种调型变化,并有进一步中和的可能。超音段特征的弱化还引起了音段特征的一系列改变。     

虚化的终极:合音——以烟台方言若干虚成分合音为例

官话方言里,意义的虚化常常伴随着语音的弱化,语音弱化的终极是合音。合音语法化造成烟台方言虚成分两种虚化路向——变调和儿化,这两种路向基本以虚成分的性质为条件,附着性的助词成分、词缀发生变调合音,非附着性的介隔性介词成分发生儿化(变韵)合音。合音是作为分析性语言的汉语语法词或附着词的后续阶段的虚化模式,异于形态变化语言的屈折形态。     

北京话变调的种类和层次

本文对北京话的变调进行了全面的梳理,总结归纳为语音变调、音系变调和语法变调三种类型,并对它们的形成过程和机制进行了探讨,从中可以看出北京话的变调是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原因而形成的复杂的组合体,构成了变调的序列。并试图对其形成原因进行解释。作为共时音变的变调现象,有的是共时层面上的语音之间相互影响所致,有的是语音历时演变遗留下的痕迹,还有的是为了一定的语法作用而使用的手段,表现出变调的复杂性。     

晚唐律赋创作之变

晚唐律赋创作打破了前期以王权为指归,伦理为导向的模式,实现了崇尚审美的华丽转身,并确立了新的创作范型:取材于日常生活,抒情性增强,"赋教"内容减少,用描绘代替叙述,让意象袒露情感,达到情与境地混融,意与象的切合,真正实现律赋的艺术性回归。     

从转喻看上海手语词汇造词的理据性

在转喻认知模型的理论指导下,对上海手语中基本词汇的造词理据进行归纳,提出了六种较为典型的认知框架.观察到上海手语造词过程中的普遍趋势是用具体形象指称抽象概念、用动态性质指称静态事物、用显著的局部特征指称整体.这同时也反映了聋人的认知客观世界的方式.     

叠音形容词变调献疑

在现代汉语语音教学中,叠音形容词变调常作为一条重要的音变规律提出.这种变调源于北京话,但是北京话里也只有少数叠音形容词变调,而且这一部分可变调的词在庄重的语境里也不应变调.对于一条不反映现代汉语口语实际的音变规则,应在普通话教学和训练中予以剔除.     

语素名物化与语素转喻造词

名物化现象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都有.在以往的研究中,语法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颇受关注,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则不太受到关注.而对于词汇系统中的名物化现象也缺乏清晰的层次观念,对语素层面的名物化缺乏充分的认识.这就导致一些分歧观点的产生,如对"逆序类"结构是否存在的争论.名物化不仅发生在词层面,也发生在语素层面,其认知机制为转喻.明确语素名物化的观念对词汇语义和形式的理解有重要的意义.在意义方面,转喻机制不仅使语素本身发生语义转化,而且通过语义转指发展新的语义类范畴,改造整个词汇语义系统.在形式方面,语素不仅可以以本义参与造词,也可以以转义参与造词,从而提供高效的新词产生的途径.     

自主音段音系学视角下攸县皇图岭话变调分析

依据后字弱读与否，攸县皇图岭话的两字组可以分为非轻声两字组和轻声两字组。利用自主音段音系学理论分析攸县北乡皇图岭话的两类两字组变调现象后发现：轻声两字组的轻声后字主要通过声调扩散和缺省调值插入规则获得调值；非轻声两字组的前字经历了浮游调的脱落和曲拱节点下h特征的删除，后字的调域因重音音节的同化而调整。皇图岭话复杂的变调现象的根本成因在于左重型重音模式，而词重音的分布受词汇形态结构的制约，体现了形态影响音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