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石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创变

纵观王安石一生,其在诗歌创作领域对韩愈的态度经历由基本肯定到颇有微词、再到重新审视的曲折过程。王安石早期学韩古体,从字句、意象到"以文为诗"的章法,后又转入近体领域,将韩诗古体风貌融入律绝;中期则形成自己的风格体式,一度与韩诗相距较远;但在晚年又将学韩的注意力从韩诗古体转入韩诗近体,尤其是绝句,颇得自然活泼、清新流丽之趣,同时又对长篇古体进行创变,以律化加强古体韵律感。如果说韩愈的主体风格是在古体中得以实现的,那么王安石则将韩愈的风格特征推进到各种诗歌体式之中,融会贯通。     

“以古为律”——盛中唐律诗创作的一个倾向

律诗定型后,基于对律诗弊病及古、律诗区别的清醒认识,盛、中唐有些诗人在重古轻律思想的驱使下,借鉴古诗的创作精神改造律诗,出现了"以古为律"的创作倾向.独孤及、元稹、白居易和<文镜秘府论>对此都有理论表述;杜甫天宝后期的律诗继承了汉魏古诗的传统,是唐人所说的"以古之比兴就今之声律";宋以后诗论家多从创作技法探讨"以古为律",这与唐人多从创作精神来谈有所不同.     

尊古与崇律:对南宋后期两种诗学取向的历史考察

南宋后期诗坛存在着两种诗学取向,一是尊崇古体,一是推崇律体。前者尊汉魏晋传统,后者崇唐诗传统。朱熹尊汉魏晋古诗传统,贬斥唐律,而于唐代律诗中又肯定体现古诗精神的王维、韦应物作品;叶适则崇律、崇唐诗传统。在晚宋,以上两种取向之间既紧张又融合,出现了古诗宗汉魏晋、近体学唐的分体取法趋向,对明清诗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唐代赋论的新开拓

在我国赋学思想发展史上,唐代赋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阶段。它在继承传统赋论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容,这些内容集中表现在唐代古、律体赋论的建立、完备和对赋体创作理论的深化上,体现了在传统赋学思想领域内的新开拓。唐代赋论的新开拓,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唐代赋论是“停滞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乡土之美与诗意之气——与乡土诗人王文军的对话

与乡土诗人王文军相识是在2013年末的一次朋友聚会上,朋友介绍说王文军是一位乡里的干部。我看着这位个头不高、头发绒稀、面带和善、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的王干部,开玩笑地说,怎么看也不像乡里的干部,倒像一位诗人。朋友说你说对了,他就是一位诗人。于是我认识了这位诗人,后来居然成为了好朋友。2014年的10月,王文军来锦州送我     

今韵古风——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和创作中的仿古倾向

本文旨在通过解析庞德诗歌创作和翻译中的仿古特征,探讨其文学观。庞德的现代主义诗学原则已为人们熟知并认可,然而对他“以古为本、推陈出新”的文学观及其创作中一直坚持运用古体语言和仿拟古体诗歌形态的仿古倾向,却存疑很多。本文通过分析庞德不同阶段的作品,阐述其如何以古典诗歌翻译为先导在诗歌创作中灵活地运用古典诗歌语言和体式使其作品具有今韵与古风相得益彰的特点,并由此指出:庞德从灵感到创作都深深侵浸在一种崇尚古韵的意识之中,而且这种意识与其现代主义诗学创新意识交织在一起,二者既冲突又融合;冲突是表面的,融合才是其实     

元稹的诗体理论

中唐是唐诗理论的总结期,也是诗体理论的相对成熟期.在这方面,元稹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敏锐的诗体意识对初、盛唐以来诗歌创作“体”的问题进行了及时的总结,为唐诗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元稹将唐代诗歌分为乐府、古体、近体三种诗体,他对乐府诗和近体诗理论贡献较大.元稹的诗体理论也暴露出一些矛盾,主要表现为他的诗体理论中有明显的“尊古轻律”思想倾向,其本人的诗体理论与创作实践也出现了明显的背离.元稹诗体理论的矛盾是他本人思想矛盾在其诗体理论中的反映.     

商务英语中常见古体字的译法

商务英语中的古体字是它简明、精炼、准确表达信息的一种形式．本文介绍了以here、there、where为核心的部分常见古体字的译法，指出了应注意的问题。     

楼兰汉文简纸文字歧释的成因

本文以《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一书为材料调查范围 ,对魏晋时代简纸文书文字的使用状况作进一步梳理 ,将楼兰简纸文字歧释现象的成因归纳为多草体、多俗体、古体字的干扰和单位整字确定的歧异四个方面 ,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列示辞例展开讨论。     

也说杨维桢的咏史诗

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主要以“铁崖体”诗独异创作 ,标志着元代后期诗风的巨大变异。但他咏史诗的突出成就 ,却鲜为人道。结合咏史诗的发展探讨杨维桢咏史诗的独特之处为 :1 .融咏史于乐府体的新创辟 ;2 .纵目历史与独特的女性关怀 ;3 .兼取班固与晚唐的新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