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斗米道与先秦古蜀象牙祭祀之间的联系

先秦古蜀的象牙祭祀和兴于东汉末年的五斗米道都曾先后出现在古蜀大地上,这二者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权统治、外部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二者的内涵联系为:都是以为各自的政教合一的统治体系服务为目的,都是作为维系宗教组织统治的重要物证,都是巴蜀土著文化中自然崇拜、巫鬼文化传承的结果,都是维护经济秩序、控制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此,尽管二者年代跨度较大、差异较大,但二者之间却有着传承、递进、维护借鉴等关系。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古蜀天门观念与蜀楚关系探讨

三星堆出土的玉璋图案 ,形象地刻画了古蜀国的祭祀情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刻画了天门的象征 ,应是一种比较原始和质朴的古蜀人早期天门观念。这种天门象征后来演化为双阙的造型 ,如简阳鬼头山崖墓 3号石棺画像和巫山东汉墓中出土的 7件鎏金铜牌饰件上都刻画了双阙与“天门”二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葬出土的彩绘帛画 ,也表达了迎送墓主人升入天门的主题观念。由此可知 ,古代蜀人的“魂归天门”和楚人的“引魂升天”在主题观念上的一致性。这也说明了古蜀文化与楚文化有着源远流长的交流和影响。     

从神话到现实——三星堆和古蜀国

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天下四川 四塞之国,蜀道通天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很多人都喜欢用李白的这首《蜀道难》来形容蜀道的险峻与出入四川的不易。诗中所指的蜀道便是指连接巴蜀与秦陇之间的金牛道,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剑门蜀道。四川自古便是"四塞之国",耸峙的峻岭,起伏的地形,深大的切割使古蜀与外界之间的沟通十一分艰难。但近来三星堆、金沙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古蜀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它与外界的交     

川“流”不息 蜀地钩沉

正[古蜀国的兴与哀落] 在四川的称谓中,"蜀"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的,至今仍与"川"字共同作为四川的简称。"蜀"之名最早见于甲骨文,传是因古蜀王教民桑蚕,"蜀"代表了"桑中虫"的意思,四川是中国最早养蚕的地方。四川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万年以前,四川     

四川广汉古蜀国文物新发现：伏羲女娲交尾玉器

近些时候,在成都民间收藏品中发现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时期一尊伏羲女娲交尾玉器。这一发现,将把自汉、唐以来直至明清时期历史书上伏羲女娲交尾画像的内容彻底推翻。据此可断定,自汉至唐、明清时期的那些伏羲女娲交尾画像内容大多是历史学家杜撰出来的,而我们对历史上伏羲女娲交尾传说也需重新认识。     

论佛像实物及载体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发现——对佛教起源的新思考

四川广汉古蜀国佛像的发现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它的深远意义不言而喻。在该地（古蜀国）不仅发现了大量佛像,而且还发现佛像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十二生肖、太极图、八卦和古文字组合在一起。这一发现使人们对佛教起源于印度存疑。大量的佛像实物和佛像载体,印证了四川广汉古蜀国有可能是世界佛教的起源地。     

“古蜀国起源”研究综述

随着近年来宝墩文化和营盘山文化的相继发现,学者们加大了对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古蜀文明起源的关注,在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载的相互印证中,加快了古蜀文化"寻根"的步伐。本文的"古蜀国起源"是特指三星堆文化(除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产生以前、关于蜀地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重点在于"来源"或者是"继承关系"的探讨。     

论三星堆古蜀国玉器上《河图》与《伏羲八卦》组合图的发现--对“河出图，洛出书”出处的质疑

近日在民间收藏的广汉地区出土的古蜀国时期的玉器上发现了《河图》与《伏羲八卦》的组合。这一发现将颠覆“河出图,洛出书”的传统观点,证明《河图》的原产地是在四川广汉古蜀国。这一发现再次使人们重新考量中华文明的源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