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稗血缘说略─—兼论中国古典小说的史传特征

中国古典小说又称“野史”，最早是由正史衍变生成，它不仅脱胎于史乘，而且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中国最早的小说家─—稗官是史官之属；中国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是史传性。     

试论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型期

中国古代小说是什么时候成型的,这个问题近年来争论颇多。可是过去大多数的学者都遵从鲁迅先生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才起步,才成型,而到唐传奇时才有真正虚构的成熟的小说作品。其实不然,从先秦的神话传说、诸子杂论以及史传著作三个层面来具体考察,那个时代成型的小说作品很多。原因是神话的虚构,故事化;史传的虚拟,演义化;诸子的编造,文学化。所以中国古代小说的成型期不管是从事实上,还是理论上看,都应是先秦时期。无视悠长的先秦时代大量成熟的小说作品,把这一段视为空白,那实际上就是把中国古代小说完整的历史割断,形成了不衔接的断层。     

史传“行动>性格”的人物生成方式及性格特征

史传叙事呈现出"行动>性格"的特征。行动是事件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事件>人物"。史传中的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在行动中附带产生了性格。这是因为史传编撰的根本目的是彰善瘅恶,而能反映出人物善恶的只有行动。这导致了它的人物性格以单一型、向心型为主,性格结构缺少变化性和对立性,并呈现出善恶二元化的倾向。史传人物的这一特征还与史传叙事不能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属于事后叙述、合传类传的编撰体例等因素有关,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     

论《尧典》为史传之祖

今文《尚书》之《尧典》叙述尧观象授时、举贤任能、巡狩四方等事迹，树立了高大光辉的明君形象。从其材料来源、思想观念、语言形式及战国典籍的征引等多方面来看，《尧典》应编成于春秋时期。其编者应是孔子，春秋时代官学下移、私学兴起，讲史之风盛行，孔门以讲史教学，故孔子有编辑旧史佚闻之举。从文体方面来看，《尧典》以人物为中心，以事件为骨干，与《商书》、《周书》誓、命、训、诰诸体差别较大，具备了“传记”的诸种因素。     

史传文学影响下的古代长篇小说

由讲史演变而来的古代长篇小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无法摆脱史传文学的深远影响.这一影响不仅体现在小说的技法上,更体现在对史传文学精神的继承上.史传文学浓厚的君权神授的观念,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对奇、幻的追求;史传文学独有的局部单元叙述结构的自成格局和独立性的叙述结构,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循环结构模式和彩线贯珠式的结构方法;史家的"发愤著书"说和实录精神,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动机和原则.史传文学的深远影响,最终决定了古代长篇小说的独特风貌.     

论数术方技观念的演变——以史传、目录为中心

数术方技是古人知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在现当代学科精细化、多元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背景下,古人的数术方技被隔离在了现代学科之外,且往往被贴上迷信的标签。实际上,数术方技是古人认知世界和自我的途径,能够反映出古人独特的思想和文化。借助史传以及目录这两面镜子,可以清晰地看到数术方技之学的形成、发展和衰落,也为理解数术方技文化在不同时代的作用和影响提供了坚实的依据。     

纪实传真 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魏晋六朝价值观的非道德倾向与侠的功业意识

魏晋六朝时代,崇侠尚武意识带有明显的非道德性倾向。这一时代有卓异武功及特殊才能的人得到格外重视,豪强们纷纷网罗个人势力,即使这些人年少时曾有失检越轨行为,然而非但不构成其得到提拔重用的障碍,反倒恰恰说明他具有出相入将、沙场建勋的英雄气质。这种情形的描写模式在后世史书、乃至野史笔记和小说中仍在持续沿用。侠义人物自身这种曲折的奋斗历程值得注意,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记载的方式。人才价值观上的重才轻德,有助于侠文学主题向江湖文化、民间俗文学靠近,从而为后世文人诗歌的功业之咏与下层的民俗传闻,构成了较多共生互动的条件契机,也增加了侠主题史突出的“泛文学”特色。     

论史传对古典小说的浸润——以《左传》为例

作为最早成熟的史传作品,<左传>对古典小说产生了明显影响.<左传>高超的志怪艺术及其从中表现出来的开创性描写,给后世志怪小说以直接启示,使它成为后世志怪小说的重要渊源.<左传>还是古典小说重要的素材渊薮,一些古典小说在素材的选取上与<左传>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其中许多情节就明显地借鉴和模仿了<左传>.许多由<左传>开创的叙述手法如"记言中断法"、化实为虚法、行人辞令艺术等,也被古典小说很好地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