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实录》叙事客观的影响因素探析

《清实录》叙事之所以基本上是客观的,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其一,一手文书档案资料的全面搜集与审慎考订,是《清实录》反映清代社会发展本真面相的基本前提。其二,校对谨严、层层审核的纂修机制,减少了诸多包括史实、文字及删润不当之失。其三,惩处机制的严厉,极大地降低了《清实录》的失误发生率。其四,以史为鉴的资政需求,是纂修人员秉笔直书的有力依据与保障。     

古代陇人的史著与史学

据我们统计,古代陇人独著、编撰、参撰的史学著作共计465部,其中现存141部,残25部,亡佚、下落不详者299部。陇人史学繁荣于魏晋南北朝,当时有许多陇籍史家参与国史修撰,鼎盛于隋唐,有著名史家令狐德棻、李延寿,他们代表了唐初官修史书和古代陇人史学的成就。元明清时期渐趋衰落,总体成就较低,不过也涌现出邢澍、张澍这样的史家。陇人史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较高的整体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较明显的地域性和保守性,史述多而史论少,编纂之书多而独断之学少,断代、方域为史多,罕见通史著作,史学批判思想也较为缺乏。     

朱熹“重理据实”的史著评价思想

朱熹评价史著有两条标准：一是看史著阐述义理是否得当，二是看史著记载是否符合史实。他认为两条标准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作用。这是朱熹理学思想在史学中的具体体现     

魏源的经世史著与史论

在文通过对魏源经世之学思想形成的学术思想背景的全方位的考察、对其卷帙浩繁的经世史著的介绍和分析、对其现实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综合而辨证的剖析，不仅全面地揭示出魏源的史学理论、史著和史学实践的基本内涵和逻辑联系，肯定了魏源经世史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而且在一个侧面展示出近代开端时期中国大学理论与实践的内容、特征。规律、时代风貌和发展方向，有助于深化对近代史学史和经世思潮的理解与认识，     

论晋代史学在中国史学的地位

无论是从古代史学发展历程来考察,还是从史著体例的完善与史学思想的演变来考察,晋代都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史著体例的完善,史学思想的演变,为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进一步发展乃至唐代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

斯波义信教授是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代最有影响的宋史专家之一。1968年他的《宋代商业史》问世，一举成名，遂即被译为英文版和中文版。此后20年，斯波先生又在一系列研究中国经济史著述的基础上，于1988年出版这部巨著《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本书视野广阔，广征博考，     

胜意纷纭、新创迭出的文学史著——评李定广先生《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

<正>唐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显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唐三百余年诗风文运,在其盛衰起落的每一个阶段,均有大批的研究成果跟进。事实上,唐代文学研究总体上的热闹和繁荣,与某些局部研究的冷落是相始终的。而某些被冷落的局部,就其文学实绩及在整个文学史流程中的意义而言,又实在不应该遭到冷落,唐末五代文学便属这类情况。因而,李定广博士《唐末五代乱世文学研究》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了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论晋代的史学与政治

晋代的政治环境既与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及其地位提高有着直接的关系,又与这一时期史学思想的多元发展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政治地位决定晋代史家的历史认识,政治环境决定晋代史家思考历史的立场与角度,政治得失成为他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只有将晋代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认识其发展特色。     

浅议作为概念的“官修”与“私撰”

对"官修史著"与"私撰史著"两项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设定,是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一项基本问题。笔者以前贤之说为基础,提出"官修史著"是指官府以一定方式编纂的历史或史学著作。其外延为一切因受到官方命令而编纂的史书。"私撰史著"是指并非基于官方的命令或委托而编纂之史著;其外延为官修史著以外的一切史著。史著修纂主体是否为官方,是区别两者的唯一标准。     

中国明代人口统计的经纬与现存黄册底籍

在中国明代史的研究中，人口史研究似乎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不要说在通史著作中，就是在断代史著作中，也很少提及。甚至在专史著作中，如明代经济史著作中，对人口问题亦语焉不详。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一种所谓的“不丁不籍”的传统说法有关。这种传统说法始于何时，一时难以考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