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省九江市：行政化给社区自治让路

能否让社区享有充分的自治职能,避免行政化倾向,是关系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江西省九江市浔阳区为此做出了努力。明确社区职能,理顺工作关系。为强化社区自治职能,浔阳区围绕明确社区职能开展了调查研究,在反复论证的基础上,明确赋予社区“三权”,即自治权、协管权和监督权。将     

资源下乡、行政化与基层治理困境

在国家治理转型过程中,资源充裕地区通过强大的资源能力推动村级治理行政化、进行村庄公共品建设,但却出现基层治理能力弱化、资源使用低效的现象。以人居环境整治为例,从制度、管理、资源、统计四个方面对村庄行政化路径及其表现进行分析,展现行政化对村庄社会的吸纳过程。研究结果发现:村干部受职业化身份、上级强考核监督、规范化资源使用程序的三重约束及村内网格管理体系对村组双层治理结构的取代,村级组织缺少能动空间,村级治理逐渐保守化、消极化,基层治理陷入困境。因此,要探索村级治理中行政化的限度,使其形成与自治的均衡关系,以实现基层善治。     

司法违宪审查的正当性争议

司法审查是宪政民主制度的核心,主要法治发达国家莫不据此对立法与行政进行司法监督。然而强调民主价值的绝对性,致使司法审查长期以来一直饱受争议。但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司法实践,美国最终克服司法权的“反民主”悖论,司法审查制度经由司法实践产生,并成为一项保障人权的制度。司法审查制度的曲折历程表明,服务于人权实现需要的司法独立,以及基于与民主价值相协调的司法谦抑,可以有效消解司法权的“反民主”悖论。我们考察其中有价值的思想成分,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战略,构建合乎中国国情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高校泛行政化的源与流——基于对古代官学系统的图谱分析

高校的泛行政化并不是当下才有的现象,而是古已有之。弄清高校的这种泛行政化现象的源头所在以及高校泛行政化的具体流变过程,需要对我国古代官学系统进行系统的分析,用图谱演绎的方法来对古代官学系统演进过程进行研究,是实现对高校泛行政化溯本求源的有效方法之一。     

去行政化视角下看大学二级学院管理体制的改革

随着社会的进步,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大学"行政化"现象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因此,大学教育管理中实施实施"去行政化"势在必行。下面本研究主要从去行政化视角下分析我国的大学二级学院管理体制的改革,以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同时提高大学二级学院的管理效率和办学效益。     

高校行政化的制度根源与“去行政化”——基于组织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高校行政化的本质是高校被纳入政府体系之中,在与政府系统交互过程中日益趋同化,最终成为与政府同形同构的社会组织的现象。高校行政化的产生源于高校组织的制度化,宏观上制度环境合法性的压力、中观上组织场域中组织基于功利激励的理性选择和微观上共享观念对高校组织的形塑,这三方面共同促成了高校与政府的组织趋同。在与政府组织趋同过程中,高校过于注重合法性机制,忽略了效率机制,从而导致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因此,要推动高校的良性发展,使高校组织在合法性和效率之间达成平衡,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高校的"去行政化":转变政府职能,变革制度环境;实现校长民主遴选和专业化;取消高校行政级别;重构高校共享观念。     

浅论工会财务管理与工会职能的发挥

正在刚刚闭幕的中国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习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地位和作用,对工会给予了殷切的希望,强调"工会要更好地维护和发展职工群众的利益,要去机关化、行政化,成为听党话、跟党走、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争取实现工会组织的机关化和行政化。工会组织的主要职能不仅是维护职工的合法利益,是我们贯彻和落实党的十八大会议的重要精神,也是在当前的形势下迫切需要发挥出来的职能。最近几年,伴随着我国工会经费税     

组织部门要善用社会化工作方式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历史使命和中心任务对组织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深刻变化,迫切需要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通过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及时有效地解决很多新课题、应对很多新考验,对组织工作社会化方式     

人民法院执行权的运行检视与重构路径

目前,人民法院执行权的性质定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执行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议.执行权虽然具有某些类似行政权的特征,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司法权.由于对执行权性质缺乏清晰的认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缺乏系统而科学的执行权理论指导,过度依赖"审执分离"的模式设计,过度强调执行权的行政属性,"审执分离"局限于同一法院内部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在厘清执行权性质的基础上,从"加强对执行权性质的系统研究","以执行权的优化作为改革目标","根据客观需要确定具体的改革模式","建立独立于法院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系统"等方面重构执行权.     

技术消解自治——基于技术下乡背景下村级治理困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以现代互联网、通信技术为依托的技术治理方式向农村基层社会的引入推动了村庄治理体制改革,重塑了村级治理。作为一种技术治理体制,网格化管理和政府服务热线促使村委会组织深度嵌套在政府官僚科层体系,村级治理逻辑发生从自治向行政转变,村民自治被消解。虽然技术治理体制有利于强化国家对基层权力的监控能力,促使村干部的治理行为沿着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为基础的规范化方向发展,防止基层权力损害村民利益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规范村级治理的效果,但其同时也带来了政府责任无限化以及基层治理能力弱化的治理困境。在农村社会仍需要依靠村民自治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况下,须对现代技术治理体制向农村的推广和运用有所警惕,防止出现村民自治体系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