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执行权的运行检视与重构路径

目前,人民法院执行权的性质定位模糊,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执行体制改革方向的争议.执行权虽然具有某些类似行政权的特征,但本质上仍然属于司法权.由于对执行权性质缺乏清晰的认知,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缺乏系统而科学的执行权理论指导,过度依赖"审执分离"的模式设计,过度强调执行权的行政属性,"审执分离"局限于同一法院内部等诸多问题.因此,要在厘清执行权性质的基础上,从"加强对执行权性质的系统研究","以执行权的优化作为改革目标","根据客观需要确定具体的改革模式","建立独立于法院之外的司法强制执行系统"等方面重构执行权.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的必要性

诉权理论导入我国刑事诉讼体系与刑事司法改革的深入息息相关。分析诉权理论导入刑事诉讼的必要性对于建立我国的刑事诉权理论体系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诉讼核心的转变、人权保障的强化和诉讼研究体系的创新等角度来看,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导入诉权理论十分必要。     

奠定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论司法权在建立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和谐社会本身应该是法治社会,法治正义精神是和谐社会的基石。要奠定、稳固和谐社会的正义基石,非实现正义规则的司法权莫属。稳固的和谐社会需要树立司法权在纠纷处理机制中的至上权威。     

清代钦差大臣之司法权

清代钦差大臣司法权主要体现在审理地方官员违法犯罪案件和京控案件两个方面,由于钦差大臣具有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其司法权的行使对清代地方官员行政失职和腐败案件的发现与彻查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对地方司法审判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但由于钦差大臣本身也是官僚群体中不可分割的一员,其司法权的行使不可避免的受到各方因素的掣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司法功能的正常发挥。     

司法附属行政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法官地位

“司法附属行政”是中国古代司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古代法官地位就呈现出鲜明的附属性特征,这种特征同样体现在法院的地位和司法权的地位上,这也导致中国古代法官没有专门的职业保障制度,而这一切都深深地镶嵌在当时的人治大背景之中。通过与现代法官地位的比较,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古今法官地位以至整个司法状况的巨大差异。中国现代法官地位在独立性方面相对于古代法官有了巨大改善,但仍然不尽如人意,还需要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进行反思和重点关注。     

依法治国的宪法根基与动力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依法治国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承载着时代所赋予的重大而紧迫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直面我国法治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立足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际,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基本原则、发展道路、基本方略、重大举措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科学论断和全面部署,是新时期我国法治建设的战略动员和行动纲领。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是四中全会确定的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健全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是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定的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原则,无论在司法职权配置和实际运行当中均存在问题。同时,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依法治国的基本内涵和价值意蕴在不断丰富和深化,法治国家的基本轮廓和未来走向日渐清晰和理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与宪法的原则精神高度契合,具有鲜明的宪法逻辑。而法治建设的成效又因国家、社会、公民的多维参与而依赖于宪法实施的效果,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伟大历史实践中,宪法实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本刊编辑部特邀相关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得到了一些对此问题素有研究的学者的积极回应,供读者参考。     

论中国古代的宗族刑法

中国古代宗族刑法助长群体意识与道德标准入律,忽视公平与正义,破坏国家法治统一,侵犯国家司法权,有违刑法保障人权机能与刑法保护秩序机能。司法实践中,动用“家法”和私刑代替国家司法权、煽动“民愤”等干扰司法活动的现象以及宗派争诉、情胜于法等宗族刑法观,是对国家司法权的挑衅和破坏,其消极作用不言而喻。     

自媒体时代下的阳光司法——论司法权的舆论监督制约机制

通过对司法权的性格及其构成的解读,结合媒体监督的优缺点,旨在探讨司法权的舆论监督制约机制在自媒体时代下如何建构,提出应当吸收传统媒体监督的优点,防范"媒体审判"的缺点,发挥自媒体的长处,积极引导公民个人对司法权的理性监督。     

浅析协商性司法在我国的发展瓶颈

一、从司法权合法性起源理解看协商性司法的本质源于契约精神,是新的社会形式下国家与个人间权力资源的重新配置。具体体现为,公民将由国家垄断的解决刑事纠纷的权力部分索回,正如基于集权等统治需要国家将弹劾式诉讼转为纠问制诉讼模式一样,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