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孪生的哲学审视

数字孪生是近年来从概念提出到实践应用快速发展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实现物理世界与虚拟信息世界实时互动沟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智能制造等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应用潜力.然而,数字孪生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不仅将深刻变革世界,也必将深远塑造人本身,亟需在哲学层面对其本质、优势及其局限性等重要问题进行深入探究.数字孪生是有"限定"的实在和人类意志的外化,是主体认识世界的思维和实践工具;数字孪生在提升人的认知能力、应对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以及扩展人类经验等方面具有独特价值.同时,数字孪生技术在其思维模式、具有强计算主义倾向以及可能形成数字"座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认知运气、证言知识与知识的荣膺观

当代认识论研究逐步形成的一个共识是:知识是一种认知成就,认知主体的认知能力(智识德性)需要对知识的获取做出必要的贡献。这种"知识的荣膺观"为德性认识论所采纳,有助于克服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认知运气难题,但在处理证言知识时却遭遇困难。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反运气德性认识论",重新审视认知能力的作用与排除认知运气的关系,使得德性认识论能够在容纳证言知识的同时克服认知运气难题。     

票据背书连续的内涵、构成要件、司法认定及法律效力

票据背书连续即背书形式之连续,是指背书形式合法且依据背书日期之时序可以对相关主体作同一性认定。转让背书与非转让背书同时存在并不必然导致背书连续性遭到破坏,而应该对两种背书分别作具体分析;存在空白背书的情形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背书是否连续取决于相关权利人最终对空白背书的补记情况;背书涂销不影响票据背书连续性。持票人凭借背书连续证明并且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当背书不连续时,即以取得票据之合法途径证明并行使自己的票据权利。     

IT商业价值的管理认知研究综述

传统上,IT商业价值研究从计量经济学、财务学、产业组织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等方向展开,但是随着IT应用的推进及其影响的扩散,这类变量的效度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相比之下,基于管理认知的构念能够反映管理认知影响决策行为的现实,丰富IT商业价值的内涵,与传统研究互为补充。归纳了与IT商业价值研究相关的管理认知研究视角,包括信息处理理论、个人构念理论、意会理论和技术框架理论等,阐述了管理者如何使用自我建立的知识结构等心智模式,对环境进行留意、感知、意会和赋予意义的过程,分析了外部和内部因素如何影响到管理者的认知,而管理者的认知又如何影响到其后续的决策行为,并提出了该领域的研究机会。     

基于语言认知研究的汉外语言对比新趋势

汉外语言对比是国际汉语教学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极具实用价值的研究领域。以往的汉外语言对比研究多集中于形式方面的研究,而意义方面的研究则很薄弱。人类认知所具有的共性和特性的双重属性,正是我们进行语言对比分析的有利条件。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加强和深化语言认知层面的汉外对比研究,应当成为今后汉外语言对比研究的新趋势。     

新兴构式“X千万条，Y第一条”多维探析

2019年,"X千万条,Y第一条"结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当年的网络流行语之一。根据语料分析发现:"X千万条,Y第一条"结构对称,容易上口;构式中"条"与X、Y搭配灵活,提高了这个构式的适应性,"X千万条,Y第一条"成为一种修辞构式。其含义突破了字面的意思,整个构式语义需要重新解读为"在众多存在的X当中,Y是最重要的",表达的语义重心是后一个分句。说话者通过夸大背景X,而使焦点Y的重要性得到凸显,其认知机制符合人们对世界感知的"图形——背景"心理模式和人们对语言使用的社会认知语用机制。该构式广泛地被使用于新闻标题、广告、标语等领域,给人警示、建议、提醒等。     

基于创业动机及认知视角的创业倾向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关创业倾向的研究一直受到创业学界的持续关注。以往的研究都是从单一视角解释与预测创业倾向及行为,且取得的研究结果未聚敛。文章从内因角度出发,基于创业动机及认知相结合的视角构建创业倾向理论路径模型,探求创业倾向的前因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于创业倾向的影响,揭示了创业倾向发生的内在机理。基于581份有效样本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路径模型整体适配度佳,创业动机和创业自我效能感在路径模型中起到中介作用;并且通过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检验,假设模型具有性别跨群组效度。     

论风险社会语境下司法的风险预防功能

当下我国司法承载着重要的社会治理功能。随着以风险社会为代表的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司法究竟如何应对已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我国司法以平息纠纷为现实导向,以追求正义为价值目标,但是这二者都缺乏对全社会层面风险因素的考量。而司法所具备的程序正义和判决说理等特征使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风险治理功能,也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基于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司法环节的风险治理功能,未来应当在运用司法政策提高法官风险预防意识,厘清法院和风险规制机关的关系,充分激励风险诉讼等方面做出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