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与再造：宋代士人对礼治与制礼的讨论

宋代官修和私修礼仪文本的繁盛,其背景是宋代士人对礼治的深入讨论,大概包括史鉴和内涵阐发两种取径,前者侧重于从历史事实中发掘礼治之于国家统治的意义,后者则侧重于阐发礼的内涵与外延,虽然有上述不同偏重,但都指向礼的功能和实施手段,即如何把束之高阁的经典运用于现实社会等问题。依时而制礼是经典从文本通向实践的前提条件,如何订立切合时代需要、贵本而亲用的礼文是积极推行士庶礼仪的士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宋代士人在检讨此前礼仪制作得失的基础上,对礼仪文本的改造之法也展开了讨论,尤以朱熹的观点为重,提出整体改造、上下有序、吉凶相称,考订节文度数、推明其义等诸多准则或方法。     

漫论阮籍

《晋书·阮籍传》中的一段评语 :“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与世事 ,遂酣饮为常” ,长久以来 ,人们奉为至论 ,但这段评语却有问题。首先 ,“名士少有全者”并不成立 ;其次 ,阮籍“不与世事”只是他在投靠司马氏之前一段时期的处世态度 ;再次 ,《为郑冲劝晋王笺》表明他最终投靠了司马氏集团。而且 ,这篇《劝进笺》的写作时间应是公元 2 5 8年 ,而非阮籍过世的同年———公元 2 63年 ,故阮籍“忧患终”的传统形象不足信     

司马氏何人受宫刑？

丞相袁太冲同两位官宦在客厅闲坐良久．一位官宦说：“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结缘，太美了。”另位官宦说：“受宫刑时可太痛苦了。”他把司马迁受官刑事．张冠李戴，记到司马相如头上。袁太冲闭目摇头，不无嘲讽地说：“温公听说也吓了一跳。”“温公”指司马光。“吓”什么？怕也同相如一样“受宫刑”。     

咸阳白庙村的历史地位及其与司马氏、班氏的关系

白庙村位于西汉安陵邑的故地已毋庸置疑。本文就白庙村汉代以前的历史演变及其与汉代司马氏、班氏两大史学世家的关系等历史文化渊源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西晋国子学建立原因初探

西晋国子学建立之初,并不是专门为士族子弟考虑的,而是司马氏为整顿东汉以来太学的浮华学风,避免太学滑出皇权控制的轨道而采取的一大措施,但随着士族势力的发展和士族制的建立,国子学才终于演变成士族阶级的特权学校。     

浅谈魏晋清谈与清谈误国

清谈,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社会现象,亦称"清谭"、"玄谈"。可追溯到东汉末年,当时朝廷腐败无能,宦官专权,民不聊生,导致太平道、黄巾军揭竿而起,一批有正义感的文人士大夫遭遇各种困厄,迫害,却无力扭转乾坤,不得已逃避于老子、庄子等所谓     

谁是司马氏的敌人:地方势力与淮南三叛

淮南三叛是魏末政治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以往学者皆将其视为忠于曹氏的政治力量对司马氏专权的反抗,而没有注意到王淩、毌丘俭、诸葛诞三人无论是在出身、经历、文化上皆有显著的不同,三人高举反对司马氏大旗的背后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盘算与目标。曹魏中后期淮南地方势力的形成,与四征将军的体制及对抗吴国的军事需要有关,淮南问题的实质是曹魏政治中已形成的地方势力与司马氏嬗代前清除异质力量的需要之间的冲突,而淮南将帅本人的政治倾向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随会奔秦”与‘司马氏入少梁”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论述自己的家吐时说．“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周宜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裹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晋中罕随会奔秦，而司马氏入少梁。”     

魏末政治与司马氏的称帝道路

自魏明帝死后,小皇帝接连当政,朝中出现了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最终司马氏父子兄弟通过三代四口人的不懈努力,完成改朝换代的使命,建立了晋朝。其过程中,表现出了司马氏特有的称帝方式和魏晋更替中的争斗。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