淝水战后关陇地区的族际政治与后秦之政权建构

淝水之战后,关陇地区的族际政治围绕着苻氏与姚氏的权力竞争展开,"关西雄杰"(关陇地区氐、羌、汉族群领袖)的倒向成为兴衰成败的关键所在。在姚苌初建后秦政权之际,苻坚之死是牵动关陇政局的核心事件。苻坚以五将山为根据地与姚苌向岭北发展的战略发生冲突,故为姚苌所俘杀。这一事件刺激了苻登势力的崛起,引发姚苌辱苻坚尸之举,由此暴露了姚苌政权的道义缺失。"关西雄杰"依违于二秦之间使姚苌与苻登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姚苌立苻坚神像于军中并告解,正是为了争取"关西雄杰"。在收服岭北标志性人物新平羌雷恶地之后,姚苌赢得对苻登的决定性胜利。姚苌之死终结了苻坚之死的政治意义,苻登失去了动员"关西雄杰"的号召物,随即走向灭亡,后秦在关陇的统治才得以建立。     

论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及其历史影响——魏晋十六国时期民族战争的个例研究

公元416年,东晋太尉刘裕分兵数路北伐,历时一年,最终灭掉了建都于长安的后秦政权.刘裕这次北伐取得胜利,除了战略布署得当、充分利用了后秦内乱的机会以外,主要原因是此次战争类似祖逖、桓温的北伐,负有收复中原、统一南北的使命,得到了中原汉族人士的响应和支持.刘裕北伐后秦,也是东晋历次北伐中最成功、影响最深远的一次.     

刘裕北伐后秦考

北伐后秦是刘裕完成其代晋事业采取的对外措施之一。从刘裕来说,要代晋,必须有足够的功勋。后秦收留反对刘裕的政敌,企图干涉东晋事务给刘裕以借口。后秦在姚兴死后陷入权力的争夺中,政局混乱,在刘裕的打击下很快灭亡了。至此,刘裕基本完成了代晋的准备工作。     

后秦法制初探

本文主要根据《晋书》的有关载记，通过对后秦统治者的法律思想、后秦的法律内容以及后秦的司法制度的论述，较全面地探讨了十六国时期后秦政权的法制，并概括了后秦法制的特点。     

从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看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的形成——以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为中心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各区域间的地缘关系制约着各族群、各政权的独立发展,使分裂割据之局难以长期维系。在五世纪初河陇雍朔的地缘政治中,关中的后秦与朔方的赫连夏围绕着岭北的对抗是主要矛盾,陇右的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从属于这一矛盾。陇右、河西间的地缘矛盾又受制于西秦与赫连夏的矛盾。这一重层构造格局的开启与终结均取决于关中政权与关东政权天下之争的结果。后秦在柴壁之战中败于北魏,开启了河陇雍朔的矛盾构造,赫连夏败于北魏则终结了这一矛盾构造。地缘关系的重层构造是推动十六国后期统一趋势形成的重要因素。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刘裕北伐后秦考

北伐后秦是刘裕完成其代晋事业采取的对外措施之一。从刘裕来说，要代晋，必须有足够的功勋。后秦收留反对刘裕的政敌，企图干涉东晋事务给刘裕以借口。后秦在姚兴死后陷入权力的争夺中，政局混乱，在刘裕的打击下很快灭亡了。至此，刘裕基本完成了代晋的准备工作。     

论刘裕北伐后秦与南北对峙的形成——兼论弃守关中之原因

东晋权臣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刘裕由此积累了巨大的威望,得以成功地代晋建宋。此役改变了北方的政治格局与民族势力的分布,为北魏统一北方提供了战略机遇,在此基础上,中国历史开始向南北对峙的方向演进。对于刘裕而言,弃守关中的首要原因在于刘穆之猝然逝世导致京口集团内部发生力量变动。考虑到东晋的实力和战略全局,放弃关中是有利的战略选择。     

中华认同与后秦盛衰

后秦统治集团在立国之前已经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转变。姚兴遵行华夏政治传统并将后秦推至鼎盛,正是以南安姚氏、滠头集团乃至关陇河西各族集体的中华认同为观念基础。后秦官僚君主制与滠头集团的政治传统具有冲突性。姚兴采用扶植"才兼文武"皇子的方式来巩固皇权,但动摇了储君制度的政治基础。用以维护南安姚氏第一家族地位的宗室出镇制度,也因姚泓的弱势而孕育出分离势力。后秦的灭亡根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君主制与门阀统治之间的矛盾,并非缘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问题。     

刘裕北伐后秦与士族文人的转变

北伐后秦,是刘裕代晋建宋的最后准备,除却建构取信朝野的疆场功勋以外,刘裕在文化层面上也为禅代做了诸多准备。研究者多从军事与政治的层面加以关注,而对于其在文化层面的影响则鲜有论及。历经北伐后秦,士族文人逐渐由门阀政治的操控者演变成了皇权政治的臣服者,同时也由文化的主导者转变成了皇权体制下的御用文人,士风与文风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士族文人是晋宋之际文化发展的主要代表,其士风与文风的转变体现了晋宋政治文化变革的基本规律,也预示了刘宋乃至整个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