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望纷争背景下的“神话主义”——以武功后稷神话研究为对象

后稷的地望问题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并由此延伸出后稷感生神话的存续形态、变迁机制等一系列问题。陕西武功地区秉持传统的"陕西关中说",地方文化学者因其所处场域而凭借惯习来选择策略,积极通过地方文献整理、古迹修缮、著书立说等活动建构了后稷神话在当地的物象叙事、语言叙事与行为叙事。地方文化学者书写区域史的知识生产过程造就了后稷神话在地望纷争背景下的多元传承形态,形成了"神话主义"的一个特例,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一方水土养这一方人,一方人必讲这一方水土"的颇有反思意味和探讨空间的知识社会学命题。     

炎姜、姬周两后稷的时代及其代兴考

古文献中有两个不同的稷神：一个是炎姜部落烈山氏后稷柱，另一个才是姬周先祖后稷弃，二者之间为甥舅关系。炎姜部落活动的区域在陕西中部、甘肃青海的东部地区，这一地区在仰韶文化时期有半坡遗址、姜寨遗址、大地湾等遗址，作为粟黍类农作物正适合在这片土壤条件优越而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中生长，在这个新石器时期的大暖期，农业生产率先在黄土高原发展起来，并被称之为“神农氏”。从古史传说的炎帝到虞舜时代，炎姜部落世世代代担任农官“后稷”，并以炎帝烈山氏后裔柱作为农神来祭祀。不窑便“弃稷不务”，并窜于戎狄之间，以至于周先祖失其代数。夏后期“弃稷不务”的原因，是夏代气候恶化造成的。到夏代末年，先周公刘至古公的农业再次兴盛，后稷弃又再次受到商人尊祀。     

从《诗经·周颂·臣工》看周先祖后稷弃在中国农史上的重要贡献——兼论大小麦在中原种植的最早时代

从<诗经·周颂·臣工>所述的历史事实看,周先祖后稷弃在农业上的重要贡献主要在于他给世人送来了大小麦.但也许由于这被看作孤文单证,因而并未受到后代学者的重视.但是今天从考古发现来看,在龙山文化中后期,大小麦在中原地区已经较为普遍地得到种植.特别是传说中后稷弃所封之地在今天的武功一带,而在武功县龙山文化后期的赵家来遗址正好在墙土中发现了麦秸杆,而后稷弃所封之地也是"邰",其异体字作"斄",古文字中表示用手拿棍子一类的东西去敲打麦穗,是作为"来"的动词用法来表现的.考古资料和后稷弃的居地"斄"都说明这一带是个盛产麦子的地方,这正好与<诗经·周颂·臣工>歌颂后稷弃的功劳遥相呼应.     

后稷弃孕生及其被弃传说故事新考

周始祖后稷的降生故事极具传奇色彩,后稷弃是帝喾长子的古史传说是不可信的,但后稷弃应是帝喾的后裔。姜嫄祈神而生后稷,结果却因胞衣连体的怪异现象被弃,反映了原始氏族社会迷信神谕及其神权崇拜的现象。     

《大雅·生民》后稷弃因旁证

后稷生而见弃,实因“初生如羊赤而毛”之奇表异相。（一）由“先生如达”之比喻想而见：“达”乃“■”字之借,“■”训“羊子”。（二）由“弃”字之造字本意求而知：“弃”之字,意为抛弃体貌道理违常之初生儿。（三）“子”“兹”音义相通,故诗言“居然生子（兹）”,既表惊疑与惊异之情,亦“含奇表异相在内”。（四）后稷与宋平公夫人皆因生而见弃其名曰“弃”,由古人命子之法,推知后稷之弃,必因“初生如羊赤而毛”之异相。     

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

公元前2600年左右,临汾盆地陶寺类型中大量东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当地庙底沟二期类型文化传统的衰弱,缘于陶唐氏的西迁和对西夏的征服。公元前2200年左右,陶寺晚期类型中大量北方文化因素的出现和东方文化因素的随之消逝,又是后稷所代表的姬周先民向南挺进的结果,这两次大的冲突及其余波,直接导致了夏人主体东南向移动并终至创建夏王朝。     

后稷见弃考

《诗经·大雅·生民》记载了周族始祖后稷的身世。其中谈到他在出生后几次被其母抛弃的经过,此事成为古史研究中的一大疑案。本文指出,在我国古代社会从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时期,由于权力和财产的继承问题,发生了抛弃不能确定父系血缘的长子的习俗,后稷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被抛弃的。     

周族南迁巴地考论

周族南迁巴地考论李炳海周族早期曾经多次迁徙，《白虎通义·封公候篇》有“周家五迁”之说，谭戒甫先生《先周族与周族的迁徙及其社会发展》［１］认为有九次迁徙，考辨论证详实，可参看。古今学者在探求周族迁徙的地域时，通常都把目光局限在今陕西境内渭水以北的武功、...     

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詹子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提到夏桀时期的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四世孙,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从尧舜至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史实。詹氏失误之源头应追溯到汉代司马迁之记载。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失误,唐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过。通过对中国每一百年平均在位帝王的计算,我们大致推算出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先祖至少经历了十七八个王的统治。